大会议程

  •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

  • 《迈向2049的甘肃》新书发布会

  • 09:00-09:30

    致辞演讲
    贾 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09:30-11:00

    主旨演讲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潘向东 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伍 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冯俏彬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振华 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

    11:30-12:30

    圆桌讨论
    主持人
    易欢欢 中国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人、秘书长
    讨论嘉宾
    张茉楠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研究员
    戴 兵 海联金汇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王金晖 北京瑞晖丽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宇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林 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少鹏 证券日报社常务副总编辑

  • 14:00-14:30

    领导致辞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富康年 读者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14:30-14:40

    新书发布揭幕仪式

    14:45-16:00

    主旨演讲
    黄剑辉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金海年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 人论坛副秘书长
    马蔡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陈杰 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
    焦新望 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

最新新闻

周天勇:稳增长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有支付能力消费
周天勇:稳增长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有支付能力消费

  新华财经北京4月13日电 (记者 陈伶娜)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等13日举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周天勇指出,出口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一直在下行,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35.36%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18.24%了。未来不得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同时,周天勇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占占GDP比例偏低。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3.67%,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0.94%。而国际上居民收入与消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60-70%,消费占GDP比例一般在50%-60%。 周天勇建议,一方面,要摒弃增加建筑物和扩大城市面积这种方式的城市化,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劳动工资和居民收入要快于GDP同步增长。其相关课题研究显示,居民收入增速一定要快于GDP增速1.8个百分点,直到2035年才能扭转到标准结构上。因此,要实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详情]

新华社 | 2019年04月15日 11:41
焦新望建言甘肃:正视差距 守正出奇
焦新望建言甘肃:正视差距 守正出奇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焦新望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认识和判断。甘肃处在西部,而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还是在拉大;第二,如何分析一个地区,尤其是甘肃,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第三个问题,关于甘肃未来发展的四点思考,也是要着重要处理好的四个问题。 一 东西部差距仍然在拉大,这个判断也是有感而发。前一阵在网上有篇文章很热,叫《西部真追上了,北方却在掉队,南北差距比东西更急》,该文章还做了一些定量分析,根据最近这几年的统计数据,把东西做了两个曲线,南北做了两个曲线,东西差距在收窄,南北差距在扩大。但是,我觉得不能仅仅看数据,还是要分析数据后面的问题。我觉得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差距。西部的落后是本质上的落后,而北方的落后只是发展上相对的落后。为什么说西部是本质上的落后?因为有民族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有很多是历史问题,是先天性因素造成的。我们说西部开发,不好说北部开发,就开发来讲,对象还是西部。而甘肃既北又西,这就是甘肃的现实。 中国南北差距、东西差距这个分析的视角都不准确,最准确的是视角是胡焕庸线的线内线外,线内侧是一块熟地,线外面基本是一块生地,如果要有差距的话,就内外、生熟的差距,线外的生地当然还是继续处在开发当中。 西部开发的确是有效果的,东西差距一度缩小了一点,前十年比较明显,后十年放缓了。前十年,1999年到2009年,大型基础设施、大型项目的投资,力度大,但是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速度被放缓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2012年出台的主体功能区政策,把国土开发分成了四个类型: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处在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整个甘肃也是这样。前十年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发,而政府主导也有个可持续性的问题,不可能一直高投入下去。所以,开发的效果会越来越衰减。不能太过于迷信区域政策,关于产业政策经济学家们热烈讨论过,但是,关于区域政策前些年抬得有些过高,有些过于繁杂。 西部的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有些地方出了问题,是短期因素。具体讲,西部的重庆本来势头不错的,但是重庆的唱红打黑把民间经济的基础破坏掉了,重庆发展的后劲一时难以恢复。 现在大家都在说贵州,这本书也有提及,但还是我前面讲的,贵州本质上还是需要开发的,还是落后的。贵州这两年也就是贵阳发展不错,贵阳以外的地方还是落后,而且贵州高负债模式能不能可持续,也有待观察。 西部还有几个地方是因为反腐,政治上巨大的波动引起经济上的波动。比如十八大以后重庆、四川、甘肃,这三个地方,都抓了两任省委书记。建立稳定的政商关系是需要多年时间积累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相互依存,这是中国的现实,政治上震动比较大,经济上带来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云南贵州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稍微好一点。这是我想讲的一个判断,西部差距仍然在拉大,甘肃也是。 二 如何分析甘肃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结合这本书,我讲讲自己的看法。 判断一个地方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主要看四个方面。 第一,看它的内生动力,有没有内生动力系统。经济学上所谓的“斯密动力”。产权保护怎么样?是否产权清晰?分工协作的程度怎么样?民间市场的发育如何?配套的金融支持怎么样?这是第一重要的。毫无疑问,甘肃在这方面应该说是非常弱的。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一个“56789”的说法,即民营经济现在占税收的50%,GDP的60%,技术创新的70%,就业的80%,企业数量的90%以上。实际甘肃和东北一样,靠央企靠国企,靠不上,他们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富民强省,还是要把下面的县做实。中国的县域经济,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就不是“56789”的问题,都在80%以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在90%以上。而民营经济、县域经济,甘肃的基础非常薄弱,理念更是滞后。所以,内生动力这个判断指标非常重要。 第二,看它的治理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实在地方主要就是看政府能力,以及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讲三个关系,政府、社会、市场,若干种的搭配,最糟糕的搭配就是弱政府弱社会弱市场。像东南沿海那四个省,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基本上是强政府、强社会、强市场,山东这些地方强政府、弱社会、弱市场,而甘肃基本上还是一个弱政府弱社会弱市场的结构,整个治理体系还比较落后,中层板结严重,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组合还有待优化,而且优化的空间还很大。 第三,有没有都市圈,在不在大都市圈内。今年发改委发了两个文件,2月份是《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4月8号又发了一个《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这两个文件虽然出台的有点晚,但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发展大都市、大城市。中国有最大的三个都市圈:一是粤港澳,现在叫大湾区;第二大上海都市圈。上海、浙江、江苏三家正在出台建设大上海都市圈的规划,未来肯定会上升为国家级战略;第三是北京这个大都市圈,其先天地位放在那里,不必多说。甘肃,包括西北没有一个像样的大都市圈,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收缩性城市”的说法,即人口数量在减少或人口密度在降低的城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龙瀛教授,他统计了一下,2000年到2010年中国有180个城市人口在减少,是收缩性城市。首都经贸大学的吴康教授统计,2007年到2016年,内陆有84座城市是收缩性城市。而这些城市主要在东北和西北。甘肃这个地方没有大的都市圈,而收缩性城市又不少(讲到收缩性城市一个符号性的城市就是甘肃的玉门)。这对未来甘肃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第四,交通格局的变化。现代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包括空中高压走廊,地下管网都可以弥补一个地方区位上的劣势。甘肃在未来的交通格局上有利有弊。我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土开发政策我做过一个总结,有三大变化,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从东南沿海率先,最后走向均衡,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然后又从绝对均衡走向相对均衡,尊重效率原则,以功能性开发为主;现在的开发,尤其20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以后,我们的国土开发从原来的块状开发变成了网状开发,三纵两横。而这个网状开发依托的就是现代交通,高铁、高速公路。甘肃处在三纵两横的上面一横和左面一纵的交叉点上,尤其兰州,是枢纽,交通位置在西北最为优越。 有两条交通线线对甘肃的影响比较大。一个是兰渝高速铁路,兰渝铁路正式全线开通,这应该是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提升了甘肃在整个中西部结合区域版图上的地位。这条铁路打通了甘肃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系;第二条比较重要的就是京新高速公路G7。现在基本上全线贯通。京藏高速G6路过甘肃,但京新高速G7是北京到到新疆,没有路过甘肃,直接从内蒙古从乌海到了新疆,这对甘肃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甘肃定位于丝绸之路黄金段,这样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甘肃却被边缘化了。 三 甘肃未来的发展,重点应该注意4个问题。 第一,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甘肃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甘肃处在气候的过渡带上,高原与陆地平原交汇,农业区与牧业区的过渡区,是季风区和无季风区的过渡区,是干旱半干旱与湿润的交界线。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农产品及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而且甘肃各地食品食材也是非常健康。我是甘肃人,我吃各地方的饭,但甘肃人的饭菜很健康,杂粮、野菜多,吃得比较素,很符合养生原则。甘肃的矿产资源丰富,甘肃是一个经济小省,但是一个资源大省,有天然气,有石油,有煤炭。中石油效益最好、产量最高的油田就在甘肃庆阳,虽然总部搬到了西安。甘肃还有非常多的文化遗产及旅游资源。现在这些都缺乏品牌,缺少宣传,机制上也有问题,都是国有或中央所有,尽管现在下放了一些。甘肃的存量优势怎么发挥好,怎么把它品牌化,怎么搞活,这是一个需要做好的文章。 第二,甘肃特别需要把兰州大学发挥好,把中科院兰州的几个所利用起来,把西部战区陆军司令部利用起来。甘肃、兰州在产学研的结合上,在军民融合上应该是有很大的前景。现在最糟糕的是兰州大学,我本科兰州大学毕业的,兰州大学人才流失得非常严重,有的说外面流失人才再配一些管理人员,可以再办一个兰大,实际上从80年代中期算起,办两个兰大都够了。甘肃的经济问题比东北严重,教育更严重。但东北有一条好的,它的大学基本是稳住的。 我们书里将甘肃和美国犹他州对标,和贵州对标,但兰州市更可以和合肥对标。中国有几个省会城市非常尴尬,如福州、济南,曾经也有合肥。但是合肥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合肥已经进入18个万亿城市俱乐部。合肥的发展就是把中科院,把中国科技大学运用得非常好,把他们的院士作用发挥了出来,智能制造、量子通信,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五大工程,创新工程的区域中心,力压南京,设在了合肥。合肥的发展很多方面值得兰州借鉴。 第三,甘肃的民族宗教问题需要极早引起高度重视。最需要重视的就是一些宗教快速泛化。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非常复杂。临夏和甘南一带高速公路边上几百米就是一座宗教建筑,非常豪华,相互攀比,但是老百姓家里很穷,校舍很破旧。甘肃在这方面应该引起警惕,要有非常有力度的措施和政策来把宗教干预当地政治经济并向世俗生活渗透的势头管理好、处理好,不然未来向西开放之后会是非常棘手的事情。 第四,甘肃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还比较大。原来甘肃设置地区的原则都是根据国土面积、人口,有了现代交通,高铁、高速公路,又有了互联网,原来的区划概念也需要改变一下,能压缩的就压缩。甘肃很多地方一个县城没什么企业,就是些在单位上班的人,再加教师,企业负担很重。前面富康年总编讲到甘肃脱贫的任务很重,财政负担很重,因为它没有造血功能。养政府都成问题,还怎么指望政府去扶贫?很多地方机构可以压缩,甘肃一个县曾经大几十万人,还不错的,结果后来80年代、90年代又分开,把一些50万以上的县分成二三十万人口的县,把一些市也分开了、变小了。嘉峪关市和酒泉市完全可以合并,就为一个酒钢设一个市,要那么多官员又没有事干。所以,改变区划,合并市县,降低行政成本,也完全可以做一些守正出奇的事。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3日 16:39
刘陈杰:应通过发债减税 3年内楼市将出现最后的高峰
刘陈杰:应通过发债减税 3年内楼市将出现最后的高峰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出席并演讲。  在减税方面,刘陈杰指出,可以通过该发债减税,因为债券的利率,特别是国债利率偏低,减税之后给企业返的利,包括给居民返的利,回报率高于发债利率。“从国债的角度算大账,目前我们预算内的财政赤字2.8,发一些专项债目前还是不够的,我们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考虑从这个方向做一些制度性的突破”。 在房地产行业方面,他认为,未来三年将出现最后一个高峰。“现在每年14亿平的销量,第一个拐点应该是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测算是2021年。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代表生产者在下降,消费者在增加,这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会遇到一些实质性的考验”。 以下为演讲摘编: 刘陈杰:我汇报的题目是稳杠杆背景下的减税降费,刚才详细聆听了各位对甘肃这本书的简介,我把书拿回去好好再读一读,对甘肃我内心也充满了敬意。为什么?前几年精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史记》,另外一本是《汉书》,基本上都是讲甘肃那块的事儿。所以,表达敬意。 今天我们简短一些,减税降费。首先是去杠杆与稳杠杆之间的关系。去年整个宏观环境是去杠杆,我觉得新供给的任务只是完成了1.0的阶段,下个阶段2.0的任务可能更重一些。因为2009年以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在不断的下降,但是要维持GDP的增速保持在一定的目标必须得把杠杆率提上去。所以,从2009年以后杠杆率不断往下降,但这几年中的杠杆率又不断往上升。我想简短表达这句话,高杠杆也并不意味着高金融风险,比如日本和美国,整个宏观杠杆率都在400%-500%之间,日本也没发生太大的金融风险,美国也没有发生太大的风险。这是一个。 低杠杆率也不代表着没有金融风险,比如2018年的去杠杆,2019年,2020年持续下去的话有可能引起经济的短期波动,甚至引起局部的金融风险,这是不一定代表没有风险。 杠杆怎么看?我们这个研究近期也发表在刊物上,发现政府的活动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但是并不意味着2019年提出稳杠杆或者加杠杆就是错误的,从实际角度出发,中国杠杆率是245%左右,2018年还下降了,2019年我们判断大概率上会进一步加杠杆,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会发生金融风险。这是一个判断。因为我们很多的负债可以通过展期,包括关联方的一些协调来处理。所以,债务风险不像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那样猝不及防。 为什么我刚才说供给侧改革做到1.0版本,过去的2016、2017年两年做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做去产能,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我们发现整个上游行业、钢铁、水泥、煤炭、化工等等利润率水平非常高,但是整个下游行业和中游行业利润率水平压低的非常低,主要是做了中上游行业去产能之后人为的把生产资料的价格提上去了。这么一来之后,经济循环就出现一些问题,资源和利润都往上游和中游挤压,下游居民包括一些消费品利润率是下降的。这是目前1.0阶段去产能阶段所面临的问题。 接下来整个2018年是去杠杆的,但是2019年已经停止,并且进行加杠杆。我刚才想的数据,整体来讲现在效果刚刚显现。2019年一季度整体上从社会融资总量是放下去大概7万多亿的货币,但是经济也就这样,也没有马上就跳起来,我们判断大概1/2到2/3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但是往后看,信用扩张已经慢慢开始,3月份的数据,表外的社融在扩张,这是信用扩张的一个信号。 第二部分,减税降费的效果与方向,这是作为供给侧2.0的一个方向,主要是使得中下游行业,特别民营企业的手脚放开,利润空间扩大一些。我们做了一些计量上的测算,有几个结论。一个目前减的还是流转税或者间接税,有用,但是作用并没有像直接税那么强,下一步我们认为如果要进一步减税的话,应该要减企业所得税等等这样的直接税,包括进一步减费,它对GDP的拉动,中长期的效果,以及通胀等等的都是立竿见影的,这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模型测出来的,这是作为下一步减税降费的重点。 社会上减税降费力度这么大有两个担忧,一个是过去也减税降费为什么我们体会不到,主要中国是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如果减间接税更多是体现在终端消费价格的下降,而不是马上感受到减税,但是如果减直接税可能感受更丰富一些。第二,中国减税的空间还有多大。我们有一个提法,这个提法比较大胆,可以发债减税,因为债券的利率,特别是国债利率还是偏低,减税之后给企业返的利,包括给居民返的利,它的回报率是高于发债利率。从国债的角度算大账,目前我们预算内的财政赤字2.8,发一些专项债目前还是不够的,我们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考虑从这个方向做一些制度性的突破。这种提法可依提出来,这是中国独特的一个制度,这是减税的一些测算,时间原因不多说,很多的测算已经在上面,确实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让利空间,未来的方向直接税和一些费。 第三部分是宏观经济的预判分析。从国外经济来看,美国、欧洲、日本在2019年下半年可能会重回宽松的道路,因为这个线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和整个三全球三大央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资产的关系,两个相关性达到87%左右,过去9年美国的牛市基本都是他们的央行推动起来的,如果今年开始美国、欧洲、日本开始缩表的话,美国股市按照原计划缩应该要掉30%多,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全球金融风险马上重新起来。所以,我们判断2019年、2020年不会降息,反而会重新走向宽松。 中国市场的展望分成四个象限,目前看在第二象限,信用开始扩张,经济还没有完全好转,指数今年您初涨了30%。如果后面的阶段波动会加剧,但是空间还是有。具体怎么判断简要提及。 信用扩张的开始,蓝色线是全社会信用扩张的指标,整个2018年我们空仓,今年满仓运行,目前看3月份信贷数据公布以后比较微妙,确实太多了,我们做了简单测算,未来5年还是非常凶险,每年社会融资总量增速是10%的话,按照200万的社会融资总量7年就会翻倍,7年以后整个社会的货币存量是400万亿,在这个过程中未来5年在座各位的财富不是每年涨10%的话,相对购买力是在下降的。所以,这5年如果持续的加杠杆的方式,资产泡沫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短期监测的一个模型。 针对3月份的出口数据,我们发现整个二季度出数据还会往下降,4月份可能会下降得更加厉害一些,3月份的出口数据主要是一些季节性的影响,整体上经济往上升,但是并不稳固,主要来自房地产和消费。这是出口我们的一些领先指标。 我们的预测模型,2019年1季度是6.3%、6.4%左右,二季度跟这个持平,通胀预期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猪周期的预判模型,7月份猪价可能会超过2016年高点,很可能会翻倍,从这点来讲今年通胀的压力还是有的。 补短板的领域,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未来三年是最后一个高峰,现在每年14亿平的销量,第一个拐点应该是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测算是2021年。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代表生产者在下降,消费者在增加,这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会遇到一些实质性的考验。 总结起来,国际部分全球都不是特别好,经济往下走,但是会重新宽松,因为整个高杠杆是很难马上解决下来。第二,中国经济2019年好于2018年,主要是放了一些钱,同时做了一些减税降费,这是正确的道路。第三,包括信用已经开始扩张了,如果进一步扩张压力会比较大。第四,短期我们发现经济在企稳回升,企业有加库存的迹象,但是下半年怎么样不好说,因为一季度、二季度为了开门红用了太多力量,下半年财政如果不继续发债的话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是整体的结论,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3日 16:37
金海年: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创新 这离不开资本支持
金海年: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创新 这离不开资本支持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 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般谈供给侧多一些,进行经济增长的展望,一般从周期性分析多一些。今天,我们从结构性出发,分析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规律。 2019年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在2012迄今的期间中超出同期,波动性增大。剖析融资的结构,主要还是人民币贷款,企业债最近违约事件频发,而支持创新、转型和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形式-股权融资,比重竟然不足1%,这是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仅看总量就无法发现。进一步分析贷款结构,其中个人贷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消费贷款首次超过住房贷款,这是消费结构和房地产行业及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不是周期理论能够解释的,未来的经济走势,未来的市场策略和改革举措,都应从这些结构性因素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GDP增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9-10年的朱格拉周期:第一次周期低点在1981年,GDP增速是5.1%;第二次在1990年,GDP增速是3.9%;第三次是1999年,增速是7.7%;第四次按照9年周期应该是2008年的9.7%,但2009年增速因全球金融危机延续下滑到了9.4%,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关联性明显增强;按这个9年规律下个周期低谷应该是2018年,增速到了6.6%,从周期规律上来讲,2019年应该会有所恢复。 但周期性仅是表象,是否能够成为持续的真正规律要看结构性变化到阶段性变化的科学逻辑。 可以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性因素,包括人口、资源、资本、科技和管理等企业进行配置、整合以创造价值的部分,还包括制度和产业链这两个来自政府和企业间的因素;另一类是阶段性标志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和全球化结构。 基础性因素中资本和管理往往会呈现出一定规律性的周期性变化,结构性因素往往呈现出非周期的阶段性变化。 先看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是经济的外生因素,劳动力占比关系到经济效率,老少人口比重关系到消费结构。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速,但从绝对比重来讲,中国的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然高于美欧日,这个比重在20世纪里是低于美欧日的。我们把全球200多个经济体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和人均经济增速做回归分析,发现相关性几乎等于零,说明劳动力的多少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才是,也就是说只有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消费结构代表居民收入水平,从需求侧代表经济的发展水平。当食品支出低于30%,居民收入水平就进入到较高的阶段。在较高阶段,人们消费的重点就逐渐覆盖到车、房和文化、教育、医疗、旅游等改善和高层次的需要。这些变化可以参考马斯洛心理学角度的需求层次论,从经济学角度看,低层次的需求优先级最高,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高些层次的需求才会显现。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是周期性的,与消费需求对应的,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产业结构从供给侧代表了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工业化就是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迅速上升的过程,现代化就是第三产业继续扩大进一步超过第二产业的过程。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制造业需求逐渐接近饱和,因此产能过剩、污染和资源高消耗等问题逐渐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减少。2015年起,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开始从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目前中美经济结构的主要差距就是在第三产业比重的差距。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特点是单位能耗明显较低,人均收入更高,吸纳就业能力更强,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更有利于绿色环保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是现代化的必然方向。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增速的两个引擎,由于第二产业的饱和,增长逐渐依赖于第三产业这一个引擎,因此必然会造成经济增速的下降。我们研究了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发达经济体,许多都在工业化阶段经历过高速增长,尤其是韩国有过42年的高速增长,但当他们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以后,经济增速无一例外降到6%以下。我们现在第三产业比重已经接近60%了,未来经济增速从高速到中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过速度降下来,不代表居民收入的增长降下来,而且在正在到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机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也是历史的必然。 城镇化的过程也是阶段性的。对比美国和日本城镇化的历史,具有较为普遍的规律,就是从30%到70%处于高速发展期,只不过中国比美国快一倍,日本更快些(1950-1980年就完成了城镇化)。中国和美国类似,都在55%-58%左右经历城镇化的转型,因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必须有更多的大城市才能支撑城镇化的完成,城市内部的新房交易已被二手房和租赁替代,区域发生分化,单城市的城镇化变成了城市带的集聚效应,都市圈成为城镇化高速发展下半程的重要特征。从中国各区域常住人口流动的趋势分析,三个城市带聚集效应明显,一是北京都市圈,二是江苏、上海和浙江构成的长三角城市带,三是珠三角都市圈。如果要完成80%人口的城市化,就要容纳超过11亿人,至少需要8-10个城市带。 科技结构,主要包括生存方式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改善。生存改善主要指生命健康等方面,具体包括生命科技、医疗、健康、食品等领域;生活方式改善主要指居住、交通、通讯、文教等方面。基础层面包括能源、材料的创新革命和生产方式的创新革命,生产方式包括智能制造和资本整合、商业模式。 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创造的新需求和商业创新改进带来的需求普及两大方面。产品产量增加、商业模式改进,只会让更多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但会遇到饱和的上限,只有科技创新创造新的需求,才会不断突破增长的极限。 不过,创新本身是阶段性和突发性的,不是连续的,也难以预测和计划,会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而且,创新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反过来,由于资本的优化配置,会有效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经济剧烈波动。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成就离不开犹太银行家和美第奇家族等资本的支持,15世纪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离不开西班牙女王提供的国家风险投资,18世纪瓦特发明蒸汽机多亏五金厂主博尔顿的倾力投资,19世纪爱迪生发明电灯、20世纪初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也是源于摩根资本的资助,标志信息革命的硅谷兴起,更是正式催生了风险投资这个新的行业。 最后是全球化的结构,不仅包括贸易、资本和货币,还包括企业、科技、人才和制度规则的全球化。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已经第一,但只有再实现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才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的是企业、科技、人才和规则。最容易走在前面的是企业,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进入到全球100强、50强甚至10强,但主要是因为中国巨大国内市场的支撑,而其他强的企业是真正的跨国企业,实现了供应链、市场和人才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需要进行2.0升级。然后就是科技和人才的全球化,只有能够吸引不止是华人精英,还能吸引犹太人、印度人等全球各民族精英,这才是美国全球绝对领先的原因。 因此,我们只有分析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认清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才不会被周期性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3日 16:35
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甘肃发展负重前行
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甘肃发展负重前行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读者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富康年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富康年: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借着这个研讨会我早晨蹭了好几节大课,我跟贾老师讲,我虽然是做文化的,但是非常喜欢听经济学的讲座,早上听得非常过瘾,见到了我心仪的这么多大家,收获非常非常多。我也特别感谢在我们交谈中有这么多领导、专家和朋友对《读者》杂志的厚爱,我每每想起这些非常感动。 大家也可能想,我是做杂志的,与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我原来是图书编辑,但是我最后一本书署名责任编辑是20年前,20年以后我又过了一把当责任编辑的瘾,是因为这本书吸引了我。出版人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能更早地看到好的作品,是一本书最早的读者。所以,当黄院长把这本书的书稿发给我的时候,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 为什么?我虽然做文化工作,但是对于甘肃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一直非常关注,我是甘肃人,今年我们的唐仁健省长在全省的经济工作会上有一个省长之问,他讲,我们就应该垫底吗?我们就应该落后吗?这个省长之问其实敲击了每个人的心。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稿,这是给甘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开出的一个药方,我就非常感兴趣。1月4号,唐省长召集了一部分在甘肃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其他人士开一个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谈到了这本书,说我当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把这本书尽快地出版出来。当然,我这个想法得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李树军社长的大力支持,尽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甘肃的情况,在座的好多都是搞经济的,有些是媒体朋友,应该都了解,它从90年代的跟跑者到现在的追赶者,我不好说是落伍者,是追赶者,每年6月份兰州有一个马拉松国际比赛,搞得很有特色,我每次就看哪些人从一开始第一阵营出发渐渐拉开距离,中间一部分人在跟跑,有一些人在后面紧追。甘肃这些年来不是追赶的问题,就像总书记讲的,负重前行,负什么重?生态环境保护。这几年甘肃祁连山的环保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治生态前几年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是负重前行,还有巨大的脱贫攻坚的任务。今年总书记讲脱贫攻坚的几个重要的区域,现在甘肃不是之一,是最困难的区域。 事实上甘肃怎么发展?这些年来党中央是非常关心的。2013年2月份习总书记到甘肃考察的时候就指出,甘肃的工作要“八个着力”,而且描绘的蓝图非常明确,要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幸福美好新甘肃。经济发展自不用说;山川秀美应该是非常有针对性,大家都知道,甘肃的自然条件比较差。当然我们现在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参差多态的山川风貌确实给人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但是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自然环境确实比较差一些。 我是河西人,河西整个生态是非常脆弱的,温家宝总理曾经很多批复不要让它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如果两大沙漠一合龙,河西走廊就会被咬断。所以,生态屏障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特别提到山川秀。另外,民族团结,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还有全国独有的两个少数民族,民族问题多年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社会和谐,今年总书记3月7号到甘肃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专门在过去的政府工作的要求里加了一条,原来讲的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今年到甘肃讲又加了一条“保稳定”,政府工作报告最后定稿的时候也把这个加上了,实际上在甘肃讲这个,总书记也是有特别的指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看到这么系统的一个研究报告,作为出版人,我觉得有责任、也非常有热情把这样好的学术成果和思想产品能够尽早地奉献给更多的人,使甘肃的决策者们,或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们能够从中间得到启示,能凝聚更多的共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把甘肃的省情研究得这么透,又贯彻了新的发展理念,提出的这些战略性的思考意见不是施工的蓝图,但是足以给人们很多的启示。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出版方非常有幸来推出这本作品,奉献给大家。在这里我再次对华夏新供给研究院学者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也一定把这本书出版好,宣传好,发行好,让更多的人受益。 谢谢大家。ag8平台网站[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3日 16:33
ag8平台网站贾康:实现全面小康没有悬念 而后仍有十年冲关考验
贾康:实现全面小康没有悬念 而后仍有十年冲关考验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出席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贾康:大家好!感谢各位在周末时间专门参加今天下午《迈向2049的甘肃》新书研讨会。我首先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简单做个开场白。 这样一本新书体现的是我们作为智库,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方面,基于已经做出的理论创新,努力来为现实服务形成的一个针对国家特定的西部欠发达省级行政区形成的研究成果。我们研究的目的,显然是要在为全局服务的同时,也有特色地来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提供超长期视域之下的战略思维、战略谋划和创新发展的智力支持。我们新供给的研究群体在这些年的研究努力中,比较推崇的一个理念,我们把它表述为“守正出奇”,这个表述也体现在课题成果的主题词上。 简要地说我们理解的“守正出奇”,首先讲的“守正”是要坚定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形成的“市场决定论”,整个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在于市场,这个市场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点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共性规律,是发展中我们必须做的“守正”。 但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在守正之后,还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的指导思想,市场决定论后面实际上应有一个“政府更好”这样概念之下的理论探讨,而且要密切联系实际。 我们把“政府更好论”归结为比“市场有效”显得复合一些的“有为”和“有限”两个概念的结合:政府要有为,同时还要有限,怎么理性的有为,怎么理性的有限,实际生活中就很有挑战性。 比如我们研究甘肃和研究发达地区(如上海、江浙、广东),显然在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组合方面,有不同的种种制约条件,我们必须寻找最适合甘肃的定制化研究设计思路,试图形成尽可能高水平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在甘肃讨论守正后面,应落到要根据具体的约束条件来出奇制胜,这是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更深入展开研究才能做出回答的问题。在出奇制胜概念之下,“出奇”是要承担风险的,关键是有没有可能“出奇而制胜”。在甘肃的发展方面,我们认为守正出奇和出奇制胜内在追求的逻辑,就是必然要有超常规发展。 和全国一样,中国的现代化中,甘肃的现代化,必然是一种超常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在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特别看重从当下再往未来(我们现在的研究视野是超长期的,一直到2049),怎么能冲破瓶颈期。整个中国现在面对新时代后面有大概十年左右的冲关“历史三峡”,冲过这样一个瓶颈期的考验:在全面小康没有多少悬念以后,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怎么达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怎么从现在已经差不多人均国民收入9000美元这样一个水平上,继续走到人均国民收入稳稳进入高收入经济体。 在甘肃这方面,是在自己发展有成就的旁边,现在实际上又处于在全国省级行政区排列之下比较靠末位的状态,它怎么样追求理性的超常规发展过程中,能够冲破种种制约形成的瓶颈,能够打开新的局面。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成果,应该讲不可能做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对于甘肃发展所有情况给出包罗万象信息的成果,也不可能是面对一直到2049的时间段上,甘肃工作一线的同志们怎么样能得到一个周密细致的施工蓝图这方面的供给。 我们特别要追求的,是在这个研究成果所包含的信息内容中,针对甘肃全局和长远的发展,首先要力求在战略层面,从当下一直覆盖到2049年中央所说的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时期之内,我们要有认识的高水平。研究团队经过半年多努力所做到的研究成果,首先它的定位就是甘肃超长期超常规发展中间战略规划的有效供给。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特别强调要以规划战略思想的有效供给,带出来在甘肃现代化之中制度的供给、政策的供给、管理的供给,各种要素的供给和一系列有效供给问题,怎么样如愿形成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个主要的创新思路的哲理、逻辑和可能的创新点,我们是力求条理化地把它们囊括在这个成果之内。 在我们的努力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这么多参与者认真的研究之后,把这样的智力支持融合于往前,从全局、从区域来看,中国的实际工作服务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成果的正面效应。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人类历史,在全球视野之内,各个经济体争先恐后的发展追求方面,有过历史上英国的超越、美国的超越,区域方面的犹它奇迹、中国已看到非常值得观察的贵州突破等等这些案例之外,我们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智力成果,支持在中国看到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在全局的继续超常规发展中,像甘肃这样区域的发展中的突破,它的新局面的打开。 在此要特别感谢甘肃省委、省政府对于这个课题研究的信任和指导,要特别感谢甘肃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要特别感谢在民生银行作为董事长,也在我们新供给担任理事长的洪琦先生等等领导层人士,以及民生银行工作系统的支持,要特别感谢我们民生银行的黄剑辉院长,也是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积极活跃的骨干,他所带领的团队所做出的课题研究上特别重要的贡献,也要特别在此感谢甘肃人民出版社在非常紧促的时间内从领导到编辑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使这一样书已经提供到我们与会的手头,还要特别感谢《读者》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富康年先生,还有甘肃人民出版社其他领导同志们专程到会,他们是支持我们今天研讨的这本新书问世方面我们要特别致谢的功臣。 我的开场白之后,有请富康年先生代表甘肃相关的领导管理部门,还有出版社和编辑团队来做致辞,大家欢迎![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3日 16:27
黄剑辉建议甘肃利用资金改变人才不断外流局面
黄剑辉建议甘肃利用资金改变人才不断外流局面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黄剑辉:尊敬的贾康首席,李树军社长,富康年社长,大家下午好!特别高兴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清明节过后万物复苏时节,《守正出奇:迈向2049的甘肃》这样一本新书,即将呈现在社会公众和读者面前。 甘肃应该说是我们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省份,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我做中学生时,最喜欢读的一本杂志就是《读者》杂志,所以,前一段在微信上跟富社长就这本书的出版进行联系,今天能见到《读者》的总编辑富社长,我感到特别的开心。 在甘肃这样一个地方,文化底蕴很深厚,每当大家想到甘肃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历史底蕴,当然,我也会想到《读者》杂志这本上中学时经常看到的杂志。 甘肃民风非常质朴强悍,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也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情怀,同时甘肃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战略通道也曾经是连接我国东中部重要的腹地和大西北地区的枢纽。 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特别是气候生态多方面的原因,甘肃的经济地位这些年发生了下滑,人均GDP我们做报告时研究了一下,已经下滑到全国倒数第一,2600万甘肃人民如何在十九大提出的强起来的新时代背景下赶快上面时代的步伐,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可以说是摆在全甘肃人民面前的一道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和必答题。同时,作为我们做研究的智库负责人,如何破解这样一个发展的难题既是一个颇有价值,也是颇具挑战的课题。 在洪崎董事长和贾康首席的领导下,我们民生银行研究团队,包括特别邀请的马蔡琛教授、金海年院长大家共同参与,新供给的研究团体还是交出了一份新答卷,这份答卷我们的标题经过研讨叫《迈向2049年的甘肃—超常规发展的战略思维》,为什么叫超常规?因为已经全国倒数第一了,不超常规很难赶上时代的步伐。提出的主要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守正出奇”长期战略规划引领下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为甘肃省量身定制的一份报告。 这本书的封面我们还是进行过不断优化的,优化以后的封面可以说高端、大气、上档次,封面展现了甘肃狭长的地理特点,今后为寻找破解甘肃发展难题的答案,必经要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用什么样的制度供给,什么样的安排来实现超常规的发展,是这么一个命题。洪董事长、贾院长,还有广宇院长、兴旺院长分别做了序一、序二。这是时代背景。 这本书的起草情况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是从2018年8月份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因为起源2018年8月份有一次新供给的几位负责人吃晚餐的时候就提到下一步新供给出了《迈向2049的中国》这本书,下一步怎么发展,我就按照“走上去”、“走出去”、“走下去”,这样一个方向推进后续的工作。走上去就是说要多往中央层面来建言献策,走下去就是服务地方政府,还有走出去就是要实现华夏新供给的国际化。走上去、走下去、走出去,按照这三个定位。新供给的广宇院长他老家就是甘肃人,提到唐省长,唐省长任省长以后很希望率领2600万甘肃人民来扭转这样一个不断下滑的局面,实现新的发展,当即确定我们先把中国2049的一些思路怎么样切合到甘肃省的发展中来,8月底定的。随后9月份、10月份,我们课题组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这个报告经过多次的研讨,这个难度挑战挺大的,由一个智库为一个省进行全面的诊断分析,再提出全面的解决方案,目前为止在国内外智库界还不多见,我只能说不多见。 10月份进行了论证和修改,12月份贾院长带队我们赴甘肃省向省政府汇报。所以,基本上8月份提出命题,9、10月份进行起草,11月份进行完善,12月底初步定稿向省政府汇报。今年1月份又进行了一些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这个报告,后面几页是我们8月28号贾首席主持的会议来探讨这个课题的方案。10月12号由我带领民生研究院的团队对报告的初稿进行研讨,12月21号在上海对这个报告请了甘肃省发改委的贾主任参加,在上海讨论了一下报告的初稿。在去年的12月27号,海年院长有参与,马院长当时有事情没有参与,略显遗憾,还有蛮重要的活动,这是贾院长跟唐仁健省长汇报大家手里拿着书的场面。那天下午,贾院长、我、海年,向省里主要领导和主要学者,这几位相当于甘肃的吴敬链、厉以宁这样顶级的学者,国家层面提到著名的学者就是厉以宁、吴敬链教授,当时这个会上也请到甘肃省4位比较知名的学者,还有相关的农业厅、工信厅参与讨论这个报告,甘肃省政府研究室认为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关于甘肃发展的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唐省长在听完我们的介绍也说报告全文看了,很受启发,既有思想性、创新性,又有具体的对策。 这本书的框架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我们按照8章9个附件370多页,约30万字。基本上这8章我们分析了6个方面,第一方面对发展的现状,我们甘肃到了哪里,什么情况,就像人不太健康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况,需要很好的诊断分析一下。我们基本结论:甘肃目前整体上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 第二方面历史的回顾,持续艰苦卓绝的努力,甘肃人民虽然现在比较落后,但是还是经过了持续艰苦卓绝的努力。 第三方面,现在发展是落后,也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们的潜力在哪里,我们能往哪里去,实际上可以看到经过分析还是具备多方面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并不是不能发展。如何发展,这本书的一大价值,包括唐省长会见我们的时候也谈到了,我们是找了个经验借鉴,一个是德国,第二是美国的犹他州,也是一个不东不西,没有特点就是它的特点的州,也是我们国家民营企业家曹德旺先生福耀玻璃好像也是在犹他州设立的,海年院长给我们出的主意要关注美国犹他州。国内贵州经验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发展愿景,一句话说改革开放引领下的现代化甘肃。我们后来又把这个目标稍微拓展了一下,这本书的封底,写的目标“打造改革开放引领下的生态友好型、民生友好型的现代化甘肃”,最简单的就是去掉中间的形容词,就是改革开放引领下的现代化甘肃,因为甘肃要发展,怎么发展?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怎么样发展,也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发展成什么样的现代化甘肃,我们认为应该发展成生态友好型、民生友好型,甘肃主要问题是生态不是特别友好,民生比较困顿,这是基本的一个目标。我想一般的民众看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应该是很有亲近感的的,是符合它的需要的东西,无非是所有的目标我们一走到户外的时候能够看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一回到家里的时候,特别是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孩子们能够有很好的上学,老人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衣食住行都能比较好。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是按照这个提出来的。 这样一个目标成立以后,我们政策建议是什么?提出来最简单的一句话叫“供给侧改革下的守正出奇”,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一个坚持邓小平理论,不断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进程。发展生产力一定是供给端的,因为改革开放40年要实现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一定是供给端的,而不是从出口、消费、投资的需求,需求没问题,老百姓衣食住行有需求,对美好的生活有需求,对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有需求,还刺激什么需求?不需要刺激,需求摆在那里。就是你的供给通过什么制度安排刺激和解放生产力,把有效的供给,高质量的空气,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衣食住行能提供出来,所有的都是供给侧的问题,这是我们基本的考虑。 主报告之外放了9个附件,书里一大半都是附件,包括对甘肃省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德国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的启示借鉴,还有美国犹他州的发展奇迹奇在哪里。第四方面贵州高速发展,如果大家觉得美国犹他州离得有点远不好学习,近在咫尺的贵州原来倒数第一的,但是人家经过3-5年摆脱落后的面貌,实现了每个县通高速,而且每个县建机场,据说有这个目标。所以,贵州的模式,经验值得学习。 第五方面,我们对国企改革有一个专门的研究,今天上午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百年会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第六个专题,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原理,是我们民生研究院去年宏观中心牵头大家打造了这么一本新书。第七个专题就是农业的发展。因为城市的发展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调整,然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外资的发展,来实现城市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的升级。农村地区怎么办?我们提出加快试点股田制,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村,把中国未来的三农叫农业工业化,农业按照工业来发展,农民工人化,未来的中国不要再谈工人和农民了,只有工人,只不过他是生产农产品的工人,还有农村,也不一定分成城市和农村,乡村地区也要按照城镇化的要求,实现农村的社区化。以这个三化为基础,实现中国乡村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中国的乡村地区也是要按照农民工人化,农村社区化,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这个报告有这个专题。 第八个方面,我们设计了一个滴灌融资系统,把央行放出的水精准的导流到中小企业,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思路。第九方面对服务“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甘肃古时侯就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甘肃如何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框架中来实现发展。我们放了这样一个附件。后面每个部分大家看一下书稿,对整个发展的情况我们是用自己独立设计的,从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财政金融、知识经济12个方面,像我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也有外科、内科、耳鼻喉等等方面,我们按照12个方面对一个经济体进行诊断,50个指标,把这50个指标构建一个指标体系,跟全球全国进行对比分析,进而看出来诊断甘肃经济的现状,通过现状的基本结论看,经济总体欠发达,结构性有亮点和矛盾并存。另外,能源矿产优势很显著,但是部分资源是匮乏的,后面都有具体的分析,时间关系,不一一展开。 第二部分是历史的回顾。甘肃省省委省政府还有两千多万人民,可以说多年来其实也做了很艰苦卓绝的努力。从1949年到1957年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一共划了个阶段,80年代到1995年是持续下降,整个占比,到了1995年到2013年甘肃有好转的时候,尽管全国各省都在发展,这个阶段差距是缩小的。从2013年以后到2018年是又继续下降。这里面的启示,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这两千多万的人民,为什么前面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持续下降的,中间又能赶上不少,往上走了不少,但近5年来又不断的下滑,里面是什么样的问题,这就很值得思考了。说明甘肃不是不能发展,是可以发展的,而且也是可以追赶的,但是这两个阶段的下滑,一个阶段的追赶,里面经验在哪里,教训在哪里,恐怕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书中都有一些分析,不一一解释。 这种空间和发展我们在这本书里也进行了全面的诊断,我们这种研究方法不是靠调研三个月,因为这个报告核心的写作是两个多月,我们是运用相当于把自己坐在卫星上看甘肃,是这样一个角度,进行B超和透视性的分析方法,而不是靠3个月、半年,一年用脚步行或乘车调研多少多少地方,我们没经过太多的现场调研,第一时间有限,第二那个方法不管用,因为效率太低了,相当于远程,我们研究非洲问题提出整个非洲发展的中长期战略,远隔万里也写了十几个报告,提出了整个中国促进非洲发展的总体战略。所以,基本上是按照站在卫星上来远程分析,比人在地上一脚一脚的走可能还要更靠谱一点。 从整个甘肃的地理位置看,中国基本的经济格局叫“一弓两箭”,沿海的经济海岸线就是一张弓,其中一支箭是从京津冀沿着陇海路关中天水往欧洲方向,另外是沿着长江往长三角、珠三角海上丝绸之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关中、天水是一弓两箭的连接点走向欧洲的必经之路,关中、天水这个位置是中国一弓两箭的总的基本格局里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同时我们分析了甘肃的六大区域,虽然是一个省,但是有6大不同区域,包括黄土高原,甘南高原,北部沙漠,河西走廊,祁连山地、陇南山地,地貌复杂,气候也比较复杂。特殊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基础的多样性,深厚的历史底蕴,一定的产业基础。烈士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向省会集中的态势比较明显。 后面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动力和空间分10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人口与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多种所有制改革,生态民生发展,金融服务创新,科教与文化进步,分了10个方面进行研究,时间关系,大家看书我就不一一展示了,后面只是谈对策。 第四部分对美国、德国、犹他州的经验进行了梳理,书中也有阐述。德国社会市场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强国的战略,审慎的金融体系,稳健的房地产市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它重要的特点。对我们的启示包括公平与效率的并重,以科技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和教育改革为抓手,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平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加强对进锐的审慎监管,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犹他州方面的经验我们梳理了7条,包括怎么样很好的调整产业结构来把高新技术发展作为核心,贵州很好的运用了这个经验,实现了黄道超车,不是弯道超车的问题,沿着原来的路老赶不上别人就不能弯道超车了,弯道还容易翻车,要换道超车。还要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不断加大教育的投入,建设科技工业园,密切产学研的关系,完善政府职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为什么曹德旺先生愿意到犹他州?恐怕跟它的良好营商环境有关。还有如何防止人才和资金的外流,这些都是重要的经验。 对策方面,我们提出改革开放引领下三步走主战略,书中都有具体描述,就不再展开。主要指标是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中心的王静文、应习文博士,他们两位干的,以此为基础,政策方面供给侧结构改革一个主线上守正出奇。 守正怎么守?因为整个书的标题“守正出奇”,是贾院长定的4个字,守正就是遵循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坚持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这是两条。“出奇”必须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出奇”,而不是说奇思妙想然后搞一些,出奇的基础,前提是守正,才能实现弯道超车或者换道超车,这是我们基本的考虑。基本的框架就是按照这本书我们也进行了分析,要实现守正出奇,这一页给出了基本的框架,首先要全面的分析省情还有发展的空间,我们的现状到底怎么样,未来有什么空间。同时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第三要树立发展的信心,还是能发展的,甘肃不是不能发展。 怎么做,我们提出来要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核心的命题,按照“四分法”,划分为“战略性领域,民生领域,公共性领域,竞争性领域”,这是比较创新的一点,是2018年我们研发的一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四分法。直接运用到甘肃,把这个写到甘肃这本书里。同时,用四个三的改革框架,包括新三家马车的全面提速,三大供给主体全面发展,三次产业全面升级,三组供求关系全面改善,推出超常规发展战略这样一个基本目标。 后面只把十大超常规发展战略用一两分钟解释一下,出奇我们最后归纳成十个超常规,第一条超常规的制度改革,改革就要改政府,怎么改,要建设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这是甘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靠任何别的人是不可能的。首先第一条要建设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这是实现甘肃发展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坐在主席台上让别人改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建设甘肃省的六大走廊,第三,集中资源发展具有赶超能力的换道超车,你要发展新的赶超能力。第四,金融方面,现代经济的核心,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型的金融制度安排。第五方面,甘肃省广大的农村怎么改革,我们建议要试点“股田制”与创新沙漠生态的治理,怎么治理,我们提出一条谁治理谁拥有权益,谁享有权益,比如在座的各位愿意拿五千块钱治理敦煌附近的沙漠,未来我们建议省人大报全国人大批准以后,能够让马教授也好,金教授也好,各拿了五千凑了一万治理了敦煌附近的一两亩地,这个土地长期的使用权得颁证的,谁治理谁拥有,这样的话才能使生产力要素能够倒流回来,包括日本人、韩国人,骑士队敦煌也是挺有兴趣的,其实那个地还长在甘肃那个地方,只是一个说法,一个感觉而已。这个原理跟蚂蚁金服搞的在网上种一棵内蒙的树原理是类似的,能够让现金流、资金流到内蒙来治理阿拉善的沙漠。 第六方面超常规的水资源治理,实现中国西部的绿化。第七方面“一带一路”助力甘肃省的开放式发展。甘肃的发展除了改革以外还要很好的开放,怎么开放就是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框架中进行开放。第八方面推进南部“三市二州”围绕天水进行发展,关中天水是两大枢纽,一弓两箭的结合点,这样一个结合点就为甘肃省发展南部“三市二州”,特别是围绕关中天水发展实施很好的布局。第九方面,人才战略。鼓励人才,吸引人才,特别具体的战略,甘肃省不好吸引人,中央每年给甘肃的转移支付专门拿出三五十亿来聘请北京、上海、江浙发达地区离退休的科技教育人员,比如北京的人大附、10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退休的科技人员和老师,每年去甘肃服务三个月,有一个名单,供给和需求匹配,然后另给一份工资,人大附教数学的老师一年在北京退休十万的话,甘肃省另给他十万你来服务三个月,这样使像马教授这么知名的教授服务三个月,假期到甘肃,很多知识界的人都很有情怀,想服务社会的进步,同时给一定的收入,甘肃也不能说没有钱,省政府从中央转移支付利切一小块,四两拨千斤,改变人才不断外流,资金不断外流的局面,这两招是可以立竿见影。我跟很多朋友分享这个思路,大家都认为是可行的。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你要有良好的布局以后,能把生产力的要素,能把人怎么吸引过来,能把资金怎么倒流回来。比如沙漠治理谁治理谁拥有只是一个说法,没有太多实际价值,但是大家很愿意在蚂蚁金服这个网上投一点钱在甘肃种一棵树,那棵树算是我的,是不是我的只是一个说法,我也不太可能去内蒙捉那棵树搬回自己家,树还是长在甘肃这个地方。 在此之外还需要积极争取中央政策的扶持,大力推进与兄弟省市的合作。这条写在最后主要觉得不能上来要政策,上来把希望寄托在深圳、上海,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机构,任何个人能把自己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所有的发展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同时服务于外部的支持才能很好的实现这个目标。 时间关系,这本书的内容分享这么多,唐省长对甘肃省整个发展也很有期待,新一届省委省政府对甘肃未来发展的蓝图正在描绘过程中,正在做“十四五”,这种情况下,在洪董事长,贾院长,还有新供给的学者大家共同努力下打造这么一本书,可以说是展现了我们对改变甘肃发展落后面貌的一种愿望,也给出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但是方案的制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展望甘肃的未来,我们认为尽管发展中必然还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深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在各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包括国内各方面民众的支持,省委省政府和甘肃的各级政府一定能驾驭这艘承载着甘肃2600万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航船,因为全国人民十九大提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2600万甘肃人民对美好生活也有向往。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前行,持续赶超,一定能打造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甘肃奇迹,书写甘肃省发展,区域性发展的新篇章,奠定一个新的范例。 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3日 16:22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蔡琛演讲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蔡琛演讲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蔡琛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3日 16:08
李振华:供给侧改革惠及上游企业 小微则承担成本转移
李振华:供给侧改革惠及上游企业 小微则承担成本转移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振华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李振华指出,在很多产业领域内确实是非常好的措施。但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惠及的更多的是上游企业,更多的是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对下游的小微企业的成本转移问题。 “包括很多水泥,还有原油、煤炭,产能收缩之后,利润确实非常之好,但是这些成本都会传导,对于绝大多数小微企业,他们承担成本的转移。所以,这相对来说对它的经营成本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他说。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李振华:刚才贾老师和冯老师讲的问题都非常高屋建瓴,做企业的讲不了这么高屋建瓴的东西,我就讲点小切口的东西,我分享一下从小微企业融资情况看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 4月初的时候,蚂蚁研究院做了一个事儿,在支付宝的平台上大概发出去了100万份的调查问卷,回收了5万多份,问卷主要调查了解一下现在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我就把这次调研的情况给大家做分享。 这个问卷的内容比较多,我摘了部分,从融资渠道、融资成本、用途和融资的困难原因几个角度来简单谈一下。 渠道上,发出的问卷回收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对一个小微企业来说,它在成熟期的时候是比较依赖传统银行的贷款,但是小的企业都有个成长过程,在最初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或者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处于衰退期的时候,这些企业的融资基本都是从亲朋好友借贷。因为我们在渠道里也把互联网银行的渠道加入进去,从目前来看,还不是个主流,想它可能在初创期和成长期的时候可能起到一些补充作用,一会儿我会大体说一下原因。 第二块情况,企业的规模越大,来自市场化的融资渠道的就比较高。企业规模非常小的情况下,比如在5人以下,从亲朋好友借贷调查的比例将近40%,到100人以上的时候减少到10.93%。原因也很好理解,在规模非常小的时候,贷款的规模也小,从商业银行的渠道来说,很难给它放贷的。一个放贷层面成本比较高,第二认为它的经营风险也比较大。 第三,我们对整个城市,分了几类,也大体做了一下分析。这跟我们最初认识还有一点偏差,我们原来想着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融资缺口比较大,实际上相反,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融资缺口越大。为什么呢?可能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经济比较活跃,它的融资需求更大,但是它对于融资渠道的广度要求更高,这个地区的整个金融的供给是不足的。对成本上来说,受融资渠道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当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融资成本受渠道的影响也比较大。 简单分析了一下,从亲朋好友融资的成本确实最低的,借钱好多都没有利息。对于银行和从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成本差异上,成本差异不大。大家看到的银行的名义利率较低,但是实际承担利息的成本差异不大,把具体的利率我们做了一个评分,从传统银行渠道的评分2.32,互联网银行的评分是2.29,差异非常小。非常明显的是民间融资,除了亲朋好友之外的其他民间借贷的利率要高很多。 对小微企业的融资用途做了一个调查。最大用途是小微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占到将近一半。另外,日常的运营的流动资金的需求,这个大概占到35%左右。这跟小微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特点是非常有关系的,对小微企业来说,很少有研发的需求,因为它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比如一个小店里装修或者电商它要扩大规模去进更多的货。另外一块就是日常的经营周转资金需求。所以,这跟小微企业本身的特点是非常相关的。 它的融资难到底原因在哪儿,我们调查了一下,最大的问题是两块,一块是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在调查问卷里回馈出来,将近60%是由于企业规模小导致的。所以,规模小自然风险可能比较高。所以,贷款的时候很难给到他。 另外,抵押担保不足。这个大概占到40%左右的比重,这也是最主要的两项原因。当然,也包括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还有企业的信用等级也有,但是这个原因可能更低一点。 对于外在的原因上,主要是资质,内在的原因上,主要的规模占到大约80%。 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小微企业普遍的认为生产经营还是比较困难的,它的利润不好对它受到比较大的制约,但是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最近的利润率来说,可能也并不是很差,整个利润率在10%以上是大概占了将近一半的比重,这跟过去一些资料说小微企业普遍的利润率很低,可能平均在5%左右的利润,这个可能也并不完全属实。 另外一块是经营成本上升对小微企业的影响,这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多时间,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比较明显上升的。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主要在哪儿,一个是上游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原材料等等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这对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有一些是经济状况不好导致整个市场竞争也非常激烈,市场需求比较疲软有关。还有,包括最近的一些加大环保的执法力度,总体上来看,大概原因排到第四位,但是对一些局部行业影响很大,包括制造加工业、物流、汽车相关的行业,影响是明显高于其他的行业,对于制造业来说,可能首当其冲在首位的。 另外,初创期和衰退期的小微企业非常容易出现亏损,实际上到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盈利能力有明显的提升。从小微企业营商环境的分析我们调查了几个,从目前来看,可能整体上小微企业的税负并不是很高,但是从和小微企业自己的盈利相比,这个占比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简单说一些结论。对于小微企业经营的环境问题,经营状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大致从四个层面来说。第一,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跟本身的经营稳定性、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关系很大,它相对中型和大型企业确实在这个方面存在不足。 第二个层面,对于税收的问题,核心当然跟税率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更大的影响还在于在经济周期中的税收的征管力度变化有关。最近一年时间内从调查情况看非常明显,有时虽然税率下降了,但是如果地方上对于税收的征缴力度加大,实际上它的税负还会上升。刚才冯老师也讲到,我们增值税率下调,小微企业起征点上升,要降税两万亿,但是真正能不能惠及到这些企业,可能在执行层面还要有机制落实。 第三个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很多产业领域内确实是非常好的措施。但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惠及的更多的是上游企业,惠及的更多的是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它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下游的小微企业的影响它是有成本转移的问题。这可能需要引起重视,可以看到,包括很多水泥,还有原油、煤炭,产能收缩之后,利润确实非常之好,但是这些成本都会传导,对于绝大多数小微企业,他们承担成本的转移。所以,这相对来说对它的经营成本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结构改革当中怎么减少对它的影响这也是需要研究的东西。 第四,对于现在小微的融资,不管从渠道几个层面来看,靠现有的银行体系和服务模式其实是很难的,我们也看到很多银行成立了普惠金融部。这些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规模和统计的数据还是比较好的,但小微企业融资的真正状况是不是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具有不确定性。 对于解决小微融资难的问题,2月份习总书记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讲话里讲的非常好,他从6个方面指出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向,其中有一点讲到要建立多层次的广覆盖差异化的银行体系,我想这个讲的是非常到位的,从目前来说,我们现在的融资体系,银行最重要,我们毕竟还是一个间接融资市场为主的融资体系,它的核心其实是银行体系,对于银行体系现在核心的问题是不够差异化,如何让它能够差异化这是很多工作要做的。包括是不是有更多的小银行,是不是有更多的民营银行,是不是有更多的互联网银行,与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匹配,与我们经济发展的形态匹配,这是需要研究的。    第二块,我们认为技术是解决小微融资服务下沉的一个突破性因素。第一点,根据小微经营的特点,要求对小微都要提供比较有效的抵押物来进行担保这种方式对于很小的企业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主要担保物房产、土地,这些小微企业很难有。我们觉得可能数据是替代抵押物进行风险控制的非常有效的手段。现在在很多商业银行,还有一些互联网银行做出了很好的尝试,而且现在整体上消费端的互联网化已经完成了60%以上,产业的互联网正在展开。未来对于不但是消费端,对于产业端进行线上化的进程可期,,可以有很多数据,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存货、物流、销售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用抵押物的方式进行风险控制。 第二个,从技术上他是可以解决小微融资里的可持续问题,至少提供了一种手段。在过去小微里,头部还是服务的不错的,对于腰部和尾部的服务是比较成问题的,核心的问题在哪儿?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低,原因就在于对于贷款来说,有规模效应问题,单笔贷款一千万和单笔贷款十万块钱它的运营成本没差多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信贷机构来说,更倾向于贷大、贷集中。不解决它服务小微的成本的问题,到最后是很难在商业上可持续,可以短期内赔钱可以,但是无法长期持续。技术层面上来说可以解决问题,目前包括国内的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银行在探索出来的互联网贷款、联合贷款的模式,可以下沉到小微企业单位笔贷款可以提供到一万、两万、十万、八万,运营单笔成本可以降低到两块钱,几块钱,这是有可能解决用户触达的高成本和解决运营的成本,以及提高整个作业的效率,摆脱完全依靠人工、依靠系统技术来提高运营成本使整个商业可持续。另外,解决便利性问题。 最后一点,技术虽然很重要,但是制度的供给可能是更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制度供给的突破,那么对于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很难得到根本解决。简单说,第一项,对于银行我们现在的管制还是很紧的,其实应当鼓励小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发展,与经济相适应。当然,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因为背后还要怎么控制风险,但是至少方向上应该如此,要有具体措施。第二是政策上应当鼓励所有的银行机构要利用互联网的新技术来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包括用发展互联网银行、互联网的贷款,还有互联网的联合贷款,要鼓励传统银行机构,特别是小的银行,中型银行和互联网机构的合作,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另外,实际利息的负担比名义利率的下降更重要,对现在来说,我们看到商业银行面向小微贷款的利率进一步下降,但实际上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层次是非常多的,追求整体的利率很低,并不是那么现实。另外,其实名义利率如果下降,但是实际的利息成本可能更高。因为小微企业可能更多是一些短期的贷款,在网商银行的平台里我们调查过,一个小微企业一年平均贷款次数是8次,贷款周期平均是3个月到6个月之间,因为很多都不是长期贷款,是短期的周转性的贷款。所以,让它能更快的借到,随时能还到,让它的实际利息负担更低比名义利率下降更重要。 最后是制度上怎么引导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问题。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对于中小微企业占整个经济的贡献度应该超过60%,但是在这些领域内的融资金融供给的资源可能只有20%,不一定要达到60%对60%的匹配,但是至少应当提高对小微企业的经营资源的供给。目前使金融资源避免过多的向大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者国有企业集中。从整体上解决资源不匹配的问题,总体提高经济的效率。先分享到这里。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3日 13:39
冯俏彬:社保是影响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灰犀牛”事件
冯俏彬:社保是影响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灰犀牛”事件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冯俏彬出席并演讲。 冯俏彬认为,社会保险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的“灰犀牛”事件。“前两天社科院发布了一个预测,到2035年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养老保险的节余就将耗尽。这也揭示出,社保一定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一个最大的灰犀牛事件”。 她认为,推动社保的改革刻不容缓,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走向全国统筹,“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很多问题才能慢慢理顺”。 以下为演讲摘编: 冯俏彬:我今天发言的题目还是关于减税降费的问题。刚才的专家就宏观形势、金融政策、去杠杆等问题有很多的发言,但是今年宏观调控中的重点之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就是减税降费。所以,我觉得关于宏观形势的讨论中应该要有这块的内容。 这次减税降费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去年下半年的民营经济座谈会,其中总书记有一个指示是要“实质性地降低企业负担”,今年的两会对此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答卷,即增值税降税和社保降费。具体政策现在已经人尽皆知,各方面的讨论、落实执行也很积极而热闹。 必须要肯定,这一次的减税降费的力度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仅体现在绝对数量达到两万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增值税税率从16%大降到13%。如果各位一直关心新供给的会议,应该能够查到我们原来的一些预测,当时我们就主张要从16%降到13%。即使如此,在这次政策真的在落定之后,我们还是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没想到政府真有这么大的决心和力度。 按我自己的测算,按照2018年的数据,基本上每一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对应着3800亿左右的增值税税收。所以,三个百分点就是一万亿。这些政策实际上再加上养老费率可下调到16%,大概也可以降下来七八千亿左右。这样算下来,仅这两项就可以为社会减负两万亿左右了。但是大家还要注意,前面三年还有很多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比如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现在已经扩大到所有企业,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起征点一直在上升。所以,这些政策综合起来——如果在执行层面上不出问题的话——今年减税降费的额度超出两万亿是非常可期的。 与前几年相比,这次减税降费有三大变化。第一,是从税基减免转向了税率下降,以前主要是在计税的基数或条款上进行减免,内容非常多,针对各个不同行业。这次则是转向简洁直观的税率下降,普惠式降税的特点非常明显。以前,看起来减税降费的内容非常多,但是就某一个具体行业或企业而言,很可能不在减免范围内,但是现在从16%降到13%,只要你交增值税,就在减免范围内,所以普惠式的特点非常明显。 第二,力度上来讲,以前是一点一滴“挤牙膏”,这次真是一步到位,实现了我们以前主张的“要从挤牙膏转向一揽子”的主张。这次增值税大降三个百分点超出社会预期。 第三,以前是“单骑深入”,即只出一个减税政策,但是相关配合政策和协同政策很弱甚至没有,但这次是“集团军作战”,收、支、债三向联动。贾康老师提出过一个“财政不可能三角定理”,这两年大家讨论减税降费问题中时有提及,它揭示出的逻辑就是在收入、支出和债务之间,只能同时兼顾两个目标。以前我们只是讲减税,支出怎么跟它平衡、债怎么跟它平衡……在这个问题上不怎么提,但是这次确实有一个“集团军作战”的架构。两 会工作报告和其他的一些政策措施当中总结了很多条,涉及到提高赤字率、增发地方专项债、增加收入、盘活资金、压减财政支出、全面实施绩效预算等等方面。而且还有围绕着中央地方财政体制,即划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安排。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信号,“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所以,从长期和短期说上讲,决策层面对这个问题上都有综合的考虑。 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出台之后,社会各方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欣喜之后,马上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减税这么多,财政收支压力必然加大,那么财政平衡工作怎么做?我个人理解,这个问题突然之间变成媒体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其中隐含着一个隐忧,即如果不做好财政平衡对冲工作,那么很可能就会陷入到以前那种名和实方面稍微有一点背离的状态:一方面在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仍然在增加! 减税两万亿听起来很可喜,但是有什么保证措施让它实实在在落地?我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对此确实有一个系统性的安排,克强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已筹集了一万亿资金来对冲减税降费效应。因此从工作部署上来看,我个人觉得2019年财政收支平衡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到,这次减税降费,地方的力度也非常大,不论是在地方层面的减税,还是执行中央减税降费政策层面,现在的保障措施都是超出以往的。比如,从上到下成立了减税办公室、对于减税要做评估和跟进,我相信后面很可能围绕着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还会进行很多监察、评估等等。总之,现在主要依靠减税降费来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不仅已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而且地方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执行和推进。所以,2019年我觉得减税降费的效果可期,而且财政平衡问题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 但这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2019年财政平衡也许没有问题,2019年之后呢?2020年呢?减税降费的效果怎么样才能长期稳定下来?有人甚至提出,增值税率还可以往下降,养老保险的费率更应该下降,因为即使金现在降到16%,社保的综合税负仍然是在35%左右,名义费率仍然偏高。这种长期情形下,财政平衡、财政的可持续怎么解决?对此,应当从长期的角度来思考、研究这个问题。 我认为,还是要从政府收入体系去入手,从这个方面想办法来提高财政的统筹能力。要跳出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局限,从政府收入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整个收入问题。2017年的我国政府收入是30万亿左右,但是财政可以统筹的部分大概是20多万亿,中间有十万亿左右的差距。所以,我从长期给出一个中国财政可持续的方案就一句话:向结构调整要空间! 上面的数字虽然讲的2016和2017年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也代表了近十几年的情形,即在整个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大概只占一半,加上非税收入的财政收入大概占60%,其它的收入则散布在各种名目之下。这个情形是非常独特,全世界也没几个。 如果是搞财政的,一看这个结构,马上就知道问题非常严重,因为现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只有一半的收入来自税收,还有一半的收入来自其他。这个事太说不过去了,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很不相适应。 在新供给研究院的支持和鼓励下,过去几年我围绕政府收入体系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四本账中都存在着税、费、租、价四种收入形式,相互混淆,不管是行政事业费还是政府性基金中,各类不同形式的政府收入都是互相混在一起的。二是税与非税畸轻畸重。三是税制结构老化,税种之间相互交叉重叠比较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怎么把减税降费的效果稳定下来,实际上就是要达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社会负担要基本稳定。第二财政的统筹力度要增加。关于社会负担,一般大家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是36%左右,当然四本账之间有些交叉重复, IMF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的计算是最低的,大概是30%多一点,但是一般都认为是在30%-35%之间的水平。这个水平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每年30万亿左右的政府收入。 各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么多的钱应该够政府花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将社会负担稳定下来,就要有一个制度性的机制、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对此负责,努力将宏观税负率控制在30%-35%之间,这个机构显然不可能是财政部门自己,因为它本身就是收钱和花钱的部门,没办法自己给自己加枷锁。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还是要寄望全国人大能有一个控制社会总负担的机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考虑和安排,这是比较细的东西,在这儿不多说了。 其次,是要明确税收在政府收支的主体地位。政府运行中不管收入形式、还是支出来源,都主要要依靠税收而不是别的什么收入。要提升税收在整个政府收入中的占比,现在是50%,能不能提到70%?政府的收支一定要在规范的税收框架下来运行,这样对各方面才有好处。 另外,税收制度本身要突出它的简明、公平、中性的特征。这里面要特别关注增值税在中国税收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增值税国家,不仅仅是体现在它产生的税收收入上,而且还体现在增值税的覆盖面上,我们对很多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在内的行业已经征收增值税了,这恐怕在世界上都是属于先行者。在全球资本流动加速、税基侵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税收征管方式有可能是一种比所得税更好的方式,当然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定论,但这个方向的讨论和研究值得进一步向前推进。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即增值税短期内不大可能会退出,所以在“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的过程中,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期?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的,否则我们天天说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但这个东西短时间又实现不了。是不是增值税改是一种更加适应全球化资本流动的新型税制?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真是这个情况,保持间接税就并非罪过、并非落后,而是将重点转向突出间接税本身的简明、公平和中性,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我们最近几年围绕“费”有很多清理整顿的举措,社会各方面也有很多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又把费给污名化了,甚至认为凡是费就是十恶不赦,这种论调经常出现。必须指出,费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方式,在一些场景下是必须存在的。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对中央管理的行政事业费的306个小项全部重新做过分类,结果表明必须要保留的费大概有153项,而其他的,虽然叫做费,但往往都是价格,,比如基础设施价格,公共服务价格,专业服务价格,甚至包括部分市场服务的价格,等等。 这种情形之下,“清费”应当改成“缩费”,即把费的范围缩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国务院前一段时间在进一步清理费的时候已经没再使用“行政性收费”这个词了,使用的是“政府性收费”。在中央这一级,153项的政府性收费必须保留,其它的都是价格,要转到另外一个体系里。这就是“缩费”。另外,还有一个费的标准问题。标准要有公式计算,而不是没有依据在上上下下。最近国家把不动产登记的价格从500块降到80块,但为什么是80而不是100?不是50?要有定价依据,要公式化。 关于政府性基金,我们研究发现,大部分的政府基金实际也是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价格,这里面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以及它建成后的营运资金的来源问题。理论上来讲,政府性基金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府收入的形式,它实际上是一个基金管理方式,是一个支出管理方式,所涉及的大部分情况下属于价格收入,是属于要受到政府规制的某种重大基础设施的价格收入。如果把这些价格因素拿出去,我们就很可能在保护35%左右的宏观税负的前提下,为未来税收改革创造出空间。 还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次大家看得很清楚,当政府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要上交国有资本经营利润。这是一条补充措施,但是这里面可以挖掘的内容非常多,因为目前由这块上交到财政的红利两三千亿元,几乎微不足道。所以,这方面非常有讨论和挖掘空间的。 还有社会保险,毫无疑问这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的“灰犀牛”事件。前两天社科院发布了一个预测,到2035年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养老保险的节余就将耗尽。这也揭示出,社保一定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一个最大的灰犀牛事件。现在,推动社保的改革刻不容缓,而它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走向全国统筹,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很多问题才能慢慢理顺。当然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大家注意到,虽然中央要求各地把养老保险下调到16%,但是据说很多省在分析评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觉得难度非常大,而且就算降到16%社保的综合费率也还在35%左右,还是很高。所以,社保的确有进一步下调费率的空间,但需要整个制度的重新安排和设计。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财政部门在这方面应当像当年清理农业补贴那样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些制度管理的方法,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收入体系也要走向现代化,也要顺应人类文明和一些先行国家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对此要从长期的角度进行策划和研究。 以上是我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3日 13:38
周天勇:稳增长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有支付能力消费
周天勇:稳增长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有支付能力消费

  新华财经北京4月13日电 (记者 陈伶娜)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等13日举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周天勇指出,出口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一直在下行,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35.36%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18.24%了。未来不得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同时,周天勇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占占GDP比例偏低。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3.67%,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0.94%。而国际上居民收入与消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60-70%,消费占GDP比例一般在50%-60%。 周天勇建议,一方面,要摒弃增加建筑物和扩大城市面积这种方式的城市化,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劳动工资和居民收入要快于GDP同步增长。其相关课题研究显示,居民收入增速一定要快于GDP增速1.8个百分点,直到2035年才能扭转到标准结构上。因此,要实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详情]

焦新望建言甘肃:正视差距 守正出奇
焦新望建言甘肃:正视差距 守正出奇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焦新望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认识和判断。甘肃处在西部,而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还是在拉大;第二,如何分析一个地区,尤其是甘肃,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第三个问题,关于甘肃未来发展的四点思考,也是要着重要处理好的四个问题。 一 东西部差距仍然在拉大,这个判断也是有感而发。前一阵在网上有篇文章很热,叫《西部真追上了,北方却在掉队,南北差距比东西更急》,该文章还做了一些定量分析,根据最近这几年的统计数据,把东西做了两个曲线,南北做了两个曲线,东西差距在收窄,南北差距在扩大。但是,我觉得不能仅仅看数据,还是要分析数据后面的问题。我觉得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差距。西部的落后是本质上的落后,而北方的落后只是发展上相对的落后。为什么说西部是本质上的落后?因为有民族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有很多是历史问题,是先天性因素造成的。我们说西部开发,不好说北部开发,就开发来讲,对象还是西部。而甘肃既北又西,这就是甘肃的现实。 中国南北差距、东西差距这个分析的视角都不准确,最准确的是视角是胡焕庸线的线内线外,线内侧是一块熟地,线外面基本是一块生地,如果要有差距的话,就内外、生熟的差距,线外的生地当然还是继续处在开发当中。 西部开发的确是有效果的,东西差距一度缩小了一点,前十年比较明显,后十年放缓了。前十年,1999年到2009年,大型基础设施、大型项目的投资,力度大,但是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速度被放缓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2012年出台的主体功能区政策,把国土开发分成了四个类型: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处在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整个甘肃也是这样。前十年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发,而政府主导也有个可持续性的问题,不可能一直高投入下去。所以,开发的效果会越来越衰减。不能太过于迷信区域政策,关于产业政策经济学家们热烈讨论过,但是,关于区域政策前些年抬得有些过高,有些过于繁杂。 西部的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有些地方出了问题,是短期因素。具体讲,西部的重庆本来势头不错的,但是重庆的唱红打黑把民间经济的基础破坏掉了,重庆发展的后劲一时难以恢复。 现在大家都在说贵州,这本书也有提及,但还是我前面讲的,贵州本质上还是需要开发的,还是落后的。贵州这两年也就是贵阳发展不错,贵阳以外的地方还是落后,而且贵州高负债模式能不能可持续,也有待观察。 西部还有几个地方是因为反腐,政治上巨大的波动引起经济上的波动。比如十八大以后重庆、四川、甘肃,这三个地方,都抓了两任省委书记。建立稳定的政商关系是需要多年时间积累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相互依存,这是中国的现实,政治上震动比较大,经济上带来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云南贵州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稍微好一点。这是我想讲的一个判断,西部差距仍然在拉大,甘肃也是。 二 如何分析甘肃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结合这本书,我讲讲自己的看法。 判断一个地方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主要看四个方面。 第一,看它的内生动力,有没有内生动力系统。经济学上所谓的“斯密动力”。产权保护怎么样?是否产权清晰?分工协作的程度怎么样?民间市场的发育如何?配套的金融支持怎么样?这是第一重要的。毫无疑问,甘肃在这方面应该说是非常弱的。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一个“56789”的说法,即民营经济现在占税收的50%,GDP的60%,技术创新的70%,就业的80%,企业数量的90%以上。实际甘肃和东北一样,靠央企靠国企,靠不上,他们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富民强省,还是要把下面的县做实。中国的县域经济,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就不是“56789”的问题,都在80%以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在90%以上。而民营经济、县域经济,甘肃的基础非常薄弱,理念更是滞后。所以,内生动力这个判断指标非常重要。 第二,看它的治理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实在地方主要就是看政府能力,以及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讲三个关系,政府、社会、市场,若干种的搭配,最糟糕的搭配就是弱政府弱社会弱市场。像东南沿海那四个省,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基本上是强政府、强社会、强市场,山东这些地方强政府、弱社会、弱市场,而甘肃基本上还是一个弱政府弱社会弱市场的结构,整个治理体系还比较落后,中层板结严重,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组合还有待优化,而且优化的空间还很大。 第三,有没有都市圈,在不在大都市圈内。今年发改委发了两个文件,2月份是《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4月8号又发了一个《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这两个文件虽然出台的有点晚,但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发展大都市、大城市。中国有最大的三个都市圈:一是粤港澳,现在叫大湾区;第二大上海都市圈。上海、浙江、江苏三家正在出台建设大上海都市圈的规划,未来肯定会上升为国家级战略;第三是北京这个大都市圈,其先天地位放在那里,不必多说。甘肃,包括西北没有一个像样的大都市圈,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收缩性城市”的说法,即人口数量在减少或人口密度在降低的城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龙瀛教授,他统计了一下,2000年到2010年中国有180个城市人口在减少,是收缩性城市。首都经贸大学的吴康教授统计,2007年到2016年,内陆有84座城市是收缩性城市。而这些城市主要在东北和西北。甘肃这个地方没有大的都市圈,而收缩性城市又不少(讲到收缩性城市一个符号性的城市就是甘肃的玉门)。这对未来甘肃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第四,交通格局的变化。现代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包括空中高压走廊,地下管网都可以弥补一个地方区位上的劣势。甘肃在未来的交通格局上有利有弊。我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土开发政策我做过一个总结,有三大变化,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从东南沿海率先,最后走向均衡,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然后又从绝对均衡走向相对均衡,尊重效率原则,以功能性开发为主;现在的开发,尤其20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以后,我们的国土开发从原来的块状开发变成了网状开发,三纵两横。而这个网状开发依托的就是现代交通,高铁、高速公路。甘肃处在三纵两横的上面一横和左面一纵的交叉点上,尤其兰州,是枢纽,交通位置在西北最为优越。 有两条交通线线对甘肃的影响比较大。一个是兰渝高速铁路,兰渝铁路正式全线开通,这应该是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提升了甘肃在整个中西部结合区域版图上的地位。这条铁路打通了甘肃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系;第二条比较重要的就是京新高速公路G7。现在基本上全线贯通。京藏高速G6路过甘肃,但京新高速G7是北京到到新疆,没有路过甘肃,直接从内蒙古从乌海到了新疆,这对甘肃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甘肃定位于丝绸之路黄金段,这样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甘肃却被边缘化了。 三 甘肃未来的发展,重点应该注意4个问题。 第一,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甘肃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甘肃处在气候的过渡带上,高原与陆地平原交汇,农业区与牧业区的过渡区,是季风区和无季风区的过渡区,是干旱半干旱与湿润的交界线。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农产品及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而且甘肃各地食品食材也是非常健康。我是甘肃人,我吃各地方的饭,但甘肃人的饭菜很健康,杂粮、野菜多,吃得比较素,很符合养生原则。甘肃的矿产资源丰富,甘肃是一个经济小省,但是一个资源大省,有天然气,有石油,有煤炭。中石油效益最好、产量最高的油田就在甘肃庆阳,虽然总部搬到了西安。甘肃还有非常多的文化遗产及旅游资源。现在这些都缺乏品牌,缺少宣传,机制上也有问题,都是国有或中央所有,尽管现在下放了一些。甘肃的存量优势怎么发挥好,怎么把它品牌化,怎么搞活,这是一个需要做好的文章。 第二,甘肃特别需要把兰州大学发挥好,把中科院兰州的几个所利用起来,把西部战区陆军司令部利用起来。甘肃、兰州在产学研的结合上,在军民融合上应该是有很大的前景。现在最糟糕的是兰州大学,我本科兰州大学毕业的,兰州大学人才流失得非常严重,有的说外面流失人才再配一些管理人员,可以再办一个兰大,实际上从80年代中期算起,办两个兰大都够了。甘肃的经济问题比东北严重,教育更严重。但东北有一条好的,它的大学基本是稳住的。 我们书里将甘肃和美国犹他州对标,和贵州对标,但兰州市更可以和合肥对标。中国有几个省会城市非常尴尬,如福州、济南,曾经也有合肥。但是合肥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合肥已经进入18个万亿城市俱乐部。合肥的发展就是把中科院,把中国科技大学运用得非常好,把他们的院士作用发挥了出来,智能制造、量子通信,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五大工程,创新工程的区域中心,力压南京,设在了合肥。合肥的发展很多方面值得兰州借鉴。 第三,甘肃的民族宗教问题需要极早引起高度重视。最需要重视的就是一些宗教快速泛化。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非常复杂。临夏和甘南一带高速公路边上几百米就是一座宗教建筑,非常豪华,相互攀比,但是老百姓家里很穷,校舍很破旧。甘肃在这方面应该引起警惕,要有非常有力度的措施和政策来把宗教干预当地政治经济并向世俗生活渗透的势头管理好、处理好,不然未来向西开放之后会是非常棘手的事情。 第四,甘肃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还比较大。原来甘肃设置地区的原则都是根据国土面积、人口,有了现代交通,高铁、高速公路,又有了互联网,原来的区划概念也需要改变一下,能压缩的就压缩。甘肃很多地方一个县城没什么企业,就是些在单位上班的人,再加教师,企业负担很重。前面富康年总编讲到甘肃脱贫的任务很重,财政负担很重,因为它没有造血功能。养政府都成问题,还怎么指望政府去扶贫?很多地方机构可以压缩,甘肃一个县曾经大几十万人,还不错的,结果后来80年代、90年代又分开,把一些50万以上的县分成二三十万人口的县,把一些市也分开了、变小了。嘉峪关市和酒泉市完全可以合并,就为一个酒钢设一个市,要那么多官员又没有事干。所以,改变区划,合并市县,降低行政成本,也完全可以做一些守正出奇的事。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刘陈杰:应通过发债减税 3年内楼市将出现最后的高峰
刘陈杰:应通过发债减税 3年内楼市将出现最后的高峰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出席并演讲。  在减税方面,刘陈杰指出,可以通过该发债减税,因为债券的利率,特别是国债利率偏低,减税之后给企业返的利,包括给居民返的利,回报率高于发债利率。“从国债的角度算大账,目前我们预算内的财政赤字2.8,发一些专项债目前还是不够的,我们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考虑从这个方向做一些制度性的突破”。 在房地产行业方面,他认为,未来三年将出现最后一个高峰。“现在每年14亿平的销量,第一个拐点应该是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测算是2021年。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代表生产者在下降,消费者在增加,这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会遇到一些实质性的考验”。 以下为演讲摘编: 刘陈杰:我汇报的题目是稳杠杆背景下的减税降费,刚才详细聆听了各位对甘肃这本书的简介,我把书拿回去好好再读一读,对甘肃我内心也充满了敬意。为什么?前几年精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史记》,另外一本是《汉书》,基本上都是讲甘肃那块的事儿。所以,表达敬意。 今天我们简短一些,减税降费。首先是去杠杆与稳杠杆之间的关系。去年整个宏观环境是去杠杆,我觉得新供给的任务只是完成了1.0的阶段,下个阶段2.0的任务可能更重一些。因为2009年以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在不断的下降,但是要维持GDP的增速保持在一定的目标必须得把杠杆率提上去。所以,从2009年以后杠杆率不断往下降,但这几年中的杠杆率又不断往上升。我想简短表达这句话,高杠杆也并不意味着高金融风险,比如日本和美国,整个宏观杠杆率都在400%-500%之间,日本也没发生太大的金融风险,美国也没有发生太大的风险。这是一个。 低杠杆率也不代表着没有金融风险,比如2018年的去杠杆,2019年,2020年持续下去的话有可能引起经济的短期波动,甚至引起局部的金融风险,这是不一定代表没有风险。 杠杆怎么看?我们这个研究近期也发表在刊物上,发现政府的活动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但是并不意味着2019年提出稳杠杆或者加杠杆就是错误的,从实际角度出发,中国杠杆率是245%左右,2018年还下降了,2019年我们判断大概率上会进一步加杠杆,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会发生金融风险。这是一个判断。因为我们很多的负债可以通过展期,包括关联方的一些协调来处理。所以,债务风险不像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那样猝不及防。 为什么我刚才说供给侧改革做到1.0版本,过去的2016、2017年两年做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做去产能,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我们发现整个上游行业、钢铁、水泥、煤炭、化工等等利润率水平非常高,但是整个下游行业和中游行业利润率水平压低的非常低,主要是做了中上游行业去产能之后人为的把生产资料的价格提上去了。这么一来之后,经济循环就出现一些问题,资源和利润都往上游和中游挤压,下游居民包括一些消费品利润率是下降的。这是目前1.0阶段去产能阶段所面临的问题。 接下来整个2018年是去杠杆的,但是2019年已经停止,并且进行加杠杆。我刚才想的数据,整体来讲现在效果刚刚显现。2019年一季度整体上从社会融资总量是放下去大概7万多亿的货币,但是经济也就这样,也没有马上就跳起来,我们判断大概1/2到2/3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但是往后看,信用扩张已经慢慢开始,3月份的数据,表外的社融在扩张,这是信用扩张的一个信号。 第二部分,减税降费的效果与方向,这是作为供给侧2.0的一个方向,主要是使得中下游行业,特别民营企业的手脚放开,利润空间扩大一些。我们做了一些计量上的测算,有几个结论。一个目前减的还是流转税或者间接税,有用,但是作用并没有像直接税那么强,下一步我们认为如果要进一步减税的话,应该要减企业所得税等等这样的直接税,包括进一步减费,它对GDP的拉动,中长期的效果,以及通胀等等的都是立竿见影的,这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模型测出来的,这是作为下一步减税降费的重点。 社会上减税降费力度这么大有两个担忧,一个是过去也减税降费为什么我们体会不到,主要中国是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如果减间接税更多是体现在终端消费价格的下降,而不是马上感受到减税,但是如果减直接税可能感受更丰富一些。第二,中国减税的空间还有多大。我们有一个提法,这个提法比较大胆,可以发债减税,因为债券的利率,特别是国债利率还是偏低,减税之后给企业返的利,包括给居民返的利,它的回报率是高于发债利率。从国债的角度算大账,目前我们预算内的财政赤字2.8,发一些专项债目前还是不够的,我们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考虑从这个方向做一些制度性的突破。这种提法可依提出来,这是中国独特的一个制度,这是减税的一些测算,时间原因不多说,很多的测算已经在上面,确实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让利空间,未来的方向直接税和一些费。 第三部分是宏观经济的预判分析。从国外经济来看,美国、欧洲、日本在2019年下半年可能会重回宽松的道路,因为这个线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和整个三全球三大央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资产的关系,两个相关性达到87%左右,过去9年美国的牛市基本都是他们的央行推动起来的,如果今年开始美国、欧洲、日本开始缩表的话,美国股市按照原计划缩应该要掉30%多,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全球金融风险马上重新起来。所以,我们判断2019年、2020年不会降息,反而会重新走向宽松。 中国市场的展望分成四个象限,目前看在第二象限,信用开始扩张,经济还没有完全好转,指数今年您初涨了30%。如果后面的阶段波动会加剧,但是空间还是有。具体怎么判断简要提及。 信用扩张的开始,蓝色线是全社会信用扩张的指标,整个2018年我们空仓,今年满仓运行,目前看3月份信贷数据公布以后比较微妙,确实太多了,我们做了简单测算,未来5年还是非常凶险,每年社会融资总量增速是10%的话,按照200万的社会融资总量7年就会翻倍,7年以后整个社会的货币存量是400万亿,在这个过程中未来5年在座各位的财富不是每年涨10%的话,相对购买力是在下降的。所以,这5年如果持续的加杠杆的方式,资产泡沫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短期监测的一个模型。 针对3月份的出口数据,我们发现整个二季度出数据还会往下降,4月份可能会下降得更加厉害一些,3月份的出口数据主要是一些季节性的影响,整体上经济往上升,但是并不稳固,主要来自房地产和消费。这是出口我们的一些领先指标。 我们的预测模型,2019年1季度是6.3%、6.4%左右,二季度跟这个持平,通胀预期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猪周期的预判模型,7月份猪价可能会超过2016年高点,很可能会翻倍,从这点来讲今年通胀的压力还是有的。 补短板的领域,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未来三年是最后一个高峰,现在每年14亿平的销量,第一个拐点应该是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测算是2021年。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代表生产者在下降,消费者在增加,这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会遇到一些实质性的考验。 总结起来,国际部分全球都不是特别好,经济往下走,但是会重新宽松,因为整个高杠杆是很难马上解决下来。第二,中国经济2019年好于2018年,主要是放了一些钱,同时做了一些减税降费,这是正确的道路。第三,包括信用已经开始扩张了,如果进一步扩张压力会比较大。第四,短期我们发现经济在企稳回升,企业有加库存的迹象,但是下半年怎么样不好说,因为一季度、二季度为了开门红用了太多力量,下半年财政如果不继续发债的话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是整体的结论,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详情]

金海年: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创新 这离不开资本支持
金海年: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创新 这离不开资本支持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 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般谈供给侧多一些,进行经济增长的展望,一般从周期性分析多一些。今天,我们从结构性出发,分析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规律。 2019年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在2012迄今的期间中超出同期,波动性增大。剖析融资的结构,主要还是人民币贷款,企业债最近违约事件频发,而支持创新、转型和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形式-股权融资,比重竟然不足1%,这是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仅看总量就无法发现。进一步分析贷款结构,其中个人贷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消费贷款首次超过住房贷款,这是消费结构和房地产行业及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不是周期理论能够解释的,未来的经济走势,未来的市场策略和改革举措,都应从这些结构性因素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GDP增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9-10年的朱格拉周期:第一次周期低点在1981年,GDP增速是5.1%;第二次在1990年,GDP增速是3.9%;第三次是1999年,增速是7.7%;第四次按照9年周期应该是2008年的9.7%,但2009年增速因全球金融危机延续下滑到了9.4%,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关联性明显增强;按这个9年规律下个周期低谷应该是2018年,增速到了6.6%,从周期规律上来讲,2019年应该会有所恢复。 但周期性仅是表象,是否能够成为持续的真正规律要看结构性变化到阶段性变化的科学逻辑。 可以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性因素,包括人口、资源、资本、科技和管理等企业进行配置、整合以创造价值的部分,还包括制度和产业链这两个来自政府和企业间的因素;另一类是阶段性标志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和全球化结构。 基础性因素中资本和管理往往会呈现出一定规律性的周期性变化,结构性因素往往呈现出非周期的阶段性变化。 先看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是经济的外生因素,劳动力占比关系到经济效率,老少人口比重关系到消费结构。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速,但从绝对比重来讲,中国的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然高于美欧日,这个比重在20世纪里是低于美欧日的。我们把全球200多个经济体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和人均经济增速做回归分析,发现相关性几乎等于零,说明劳动力的多少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才是,也就是说只有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消费结构代表居民收入水平,从需求侧代表经济的发展水平。当食品支出低于30%,居民收入水平就进入到较高的阶段。在较高阶段,人们消费的重点就逐渐覆盖到车、房和文化、教育、医疗、旅游等改善和高层次的需要。这些变化可以参考马斯洛心理学角度的需求层次论,从经济学角度看,低层次的需求优先级最高,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高些层次的需求才会显现。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是周期性的,与消费需求对应的,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产业结构从供给侧代表了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工业化就是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迅速上升的过程,现代化就是第三产业继续扩大进一步超过第二产业的过程。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制造业需求逐渐接近饱和,因此产能过剩、污染和资源高消耗等问题逐渐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减少。2015年起,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开始从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目前中美经济结构的主要差距就是在第三产业比重的差距。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特点是单位能耗明显较低,人均收入更高,吸纳就业能力更强,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更有利于绿色环保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是现代化的必然方向。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增速的两个引擎,由于第二产业的饱和,增长逐渐依赖于第三产业这一个引擎,因此必然会造成经济增速的下降。我们研究了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发达经济体,许多都在工业化阶段经历过高速增长,尤其是韩国有过42年的高速增长,但当他们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以后,经济增速无一例外降到6%以下。我们现在第三产业比重已经接近60%了,未来经济增速从高速到中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过速度降下来,不代表居民收入的增长降下来,而且在正在到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机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也是历史的必然。 城镇化的过程也是阶段性的。对比美国和日本城镇化的历史,具有较为普遍的规律,就是从30%到70%处于高速发展期,只不过中国比美国快一倍,日本更快些(1950-1980年就完成了城镇化)。中国和美国类似,都在55%-58%左右经历城镇化的转型,因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必须有更多的大城市才能支撑城镇化的完成,城市内部的新房交易已被二手房和租赁替代,区域发生分化,单城市的城镇化变成了城市带的集聚效应,都市圈成为城镇化高速发展下半程的重要特征。从中国各区域常住人口流动的趋势分析,三个城市带聚集效应明显,一是北京都市圈,二是江苏、上海和浙江构成的长三角城市带,三是珠三角都市圈。如果要完成80%人口的城市化,就要容纳超过11亿人,至少需要8-10个城市带。 科技结构,主要包括生存方式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改善。生存改善主要指生命健康等方面,具体包括生命科技、医疗、健康、食品等领域;生活方式改善主要指居住、交通、通讯、文教等方面。基础层面包括能源、材料的创新革命和生产方式的创新革命,生产方式包括智能制造和资本整合、商业模式。 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创造的新需求和商业创新改进带来的需求普及两大方面。产品产量增加、商业模式改进,只会让更多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但会遇到饱和的上限,只有科技创新创造新的需求,才会不断突破增长的极限。 不过,创新本身是阶段性和突发性的,不是连续的,也难以预测和计划,会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而且,创新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反过来,由于资本的优化配置,会有效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经济剧烈波动。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成就离不开犹太银行家和美第奇家族等资本的支持,15世纪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离不开西班牙女王提供的国家风险投资,18世纪瓦特发明蒸汽机多亏五金厂主博尔顿的倾力投资,19世纪爱迪生发明电灯、20世纪初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也是源于摩根资本的资助,标志信息革命的硅谷兴起,更是正式催生了风险投资这个新的行业。 最后是全球化的结构,不仅包括贸易、资本和货币,还包括企业、科技、人才和制度规则的全球化。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已经第一,但只有再实现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才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的是企业、科技、人才和规则。最容易走在前面的是企业,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进入到全球100强、50强甚至10强,但主要是因为中国巨大国内市场的支撑,而其他强的企业是真正的跨国企业,实现了供应链、市场和人才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需要进行2.0升级。然后就是科技和人才的全球化,只有能够吸引不止是华人精英,还能吸引犹太人、印度人等全球各民族精英,这才是美国全球绝对领先的原因。 因此,我们只有分析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认清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才不会被周期性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谢谢大家![详情]

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甘肃发展负重前行
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甘肃发展负重前行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读者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富康年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富康年: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借着这个研讨会我早晨蹭了好几节大课,我跟贾老师讲,我虽然是做文化的,但是非常喜欢听经济学的讲座,早上听得非常过瘾,见到了我心仪的这么多大家,收获非常非常多。我也特别感谢在我们交谈中有这么多领导、专家和朋友对《读者》杂志的厚爱,我每每想起这些非常感动。 大家也可能想,我是做杂志的,与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我原来是图书编辑,但是我最后一本书署名责任编辑是20年前,20年以后我又过了一把当责任编辑的瘾,是因为这本书吸引了我。出版人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能更早地看到好的作品,是一本书最早的读者。所以,当黄院长把这本书的书稿发给我的时候,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 为什么?我虽然做文化工作,但是对于甘肃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一直非常关注,我是甘肃人,今年我们的唐仁健省长在全省的经济工作会上有一个省长之问,他讲,我们就应该垫底吗?我们就应该落后吗?这个省长之问其实敲击了每个人的心。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稿,这是给甘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开出的一个药方,我就非常感兴趣。1月4号,唐省长召集了一部分在甘肃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其他人士开一个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谈到了这本书,说我当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把这本书尽快地出版出来。当然,我这个想法得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李树军社长的大力支持,尽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甘肃的情况,在座的好多都是搞经济的,有些是媒体朋友,应该都了解,它从90年代的跟跑者到现在的追赶者,我不好说是落伍者,是追赶者,每年6月份兰州有一个马拉松国际比赛,搞得很有特色,我每次就看哪些人从一开始第一阵营出发渐渐拉开距离,中间一部分人在跟跑,有一些人在后面紧追。甘肃这些年来不是追赶的问题,就像总书记讲的,负重前行,负什么重?生态环境保护。这几年甘肃祁连山的环保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治生态前几年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是负重前行,还有巨大的脱贫攻坚的任务。今年总书记讲脱贫攻坚的几个重要的区域,现在甘肃不是之一,是最困难的区域。 事实上甘肃怎么发展?这些年来党中央是非常关心的。2013年2月份习总书记到甘肃考察的时候就指出,甘肃的工作要“八个着力”,而且描绘的蓝图非常明确,要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幸福美好新甘肃。经济发展自不用说;山川秀美应该是非常有针对性,大家都知道,甘肃的自然条件比较差。当然我们现在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参差多态的山川风貌确实给人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但是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自然环境确实比较差一些。 我是河西人,河西整个生态是非常脆弱的,温家宝总理曾经很多批复不要让它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如果两大沙漠一合龙,河西走廊就会被咬断。所以,生态屏障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特别提到山川秀。另外,民族团结,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还有全国独有的两个少数民族,民族问题多年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社会和谐,今年总书记3月7号到甘肃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专门在过去的政府工作的要求里加了一条,原来讲的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今年到甘肃讲又加了一条“保稳定”,政府工作报告最后定稿的时候也把这个加上了,实际上在甘肃讲这个,总书记也是有特别的指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看到这么系统的一个研究报告,作为出版人,我觉得有责任、也非常有热情把这样好的学术成果和思想产品能够尽早地奉献给更多的人,使甘肃的决策者们,或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们能够从中间得到启示,能凝聚更多的共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把甘肃的省情研究得这么透,又贯彻了新的发展理念,提出的这些战略性的思考意见不是施工的蓝图,但是足以给人们很多的启示。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出版方非常有幸来推出这本作品,奉献给大家。在这里我再次对华夏新供给研究院学者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也一定把这本书出版好,宣传好,发行好,让更多的人受益。 谢谢大家。[详情]

贾康:实现全面小康没有悬念 而后仍有十年冲关考验
贾康:实现全面小康没有悬念 而后仍有十年冲关考验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出席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贾康:大家好!感谢各位在周末时间专门参加今天下午《迈向2049的甘肃》新书研讨会。我首先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简单做个开场白。 这样一本新书体现的是我们作为智库,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方面,基于已经做出的理论创新,努力来为现实服务形成的一个针对国家特定的西部欠发达省级行政区形成的研究成果。我们研究的目的,显然是要在为全局服务的同时,也有特色地来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提供超长期视域之下的战略思维、战略谋划和创新发展的智力支持。我们新供给的研究群体在这些年的研究努力中,比较推崇的一个理念,我们把它表述为“守正出奇”,这个表述也体现在课题成果的主题词上。 简要地说我们理解的“守正出奇”,首先讲的“守正”是要坚定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形成的“市场决定论”,整个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在于市场,这个市场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点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共性规律,是发展中我们必须做的“守正”。 但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在守正之后,还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的指导思想,市场决定论后面实际上应有一个“政府更好”这样概念之下的理论探讨,而且要密切联系实际。 我们把“政府更好论”归结为比“市场有效”显得复合一些的“有为”和“有限”两个概念的结合:政府要有为,同时还要有限,怎么理性的有为,怎么理性的有限,实际生活中就很有挑战性。 比如我们研究甘肃和研究发达地区(如上海、江浙、广东),显然在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组合方面,有不同的种种制约条件,我们必须寻找最适合甘肃的定制化研究设计思路,试图形成尽可能高水平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在甘肃讨论守正后面,应落到要根据具体的约束条件来出奇制胜,这是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更深入展开研究才能做出回答的问题。在出奇制胜概念之下,“出奇”是要承担风险的,关键是有没有可能“出奇而制胜”。在甘肃的发展方面,我们认为守正出奇和出奇制胜内在追求的逻辑,就是必然要有超常规发展。 和全国一样,中国的现代化中,甘肃的现代化,必然是一种超常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在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特别看重从当下再往未来(我们现在的研究视野是超长期的,一直到2049),怎么能冲破瓶颈期。整个中国现在面对新时代后面有大概十年左右的冲关“历史三峡”,冲过这样一个瓶颈期的考验:在全面小康没有多少悬念以后,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怎么达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怎么从现在已经差不多人均国民收入9000美元这样一个水平上,继续走到人均国民收入稳稳进入高收入经济体。 在甘肃这方面,是在自己发展有成就的旁边,现在实际上又处于在全国省级行政区排列之下比较靠末位的状态,它怎么样追求理性的超常规发展过程中,能够冲破种种制约形成的瓶颈,能够打开新的局面。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成果,应该讲不可能做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对于甘肃发展所有情况给出包罗万象信息的成果,也不可能是面对一直到2049的时间段上,甘肃工作一线的同志们怎么样能得到一个周密细致的施工蓝图这方面的供给。 我们特别要追求的,是在这个研究成果所包含的信息内容中,针对甘肃全局和长远的发展,首先要力求在战略层面,从当下一直覆盖到2049年中央所说的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时期之内,我们要有认识的高水平。研究团队经过半年多努力所做到的研究成果,首先它的定位就是甘肃超长期超常规发展中间战略规划的有效供给。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特别强调要以规划战略思想的有效供给,带出来在甘肃现代化之中制度的供给、政策的供给、管理的供给,各种要素的供给和一系列有效供给问题,怎么样如愿形成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个主要的创新思路的哲理、逻辑和可能的创新点,我们是力求条理化地把它们囊括在这个成果之内。 在我们的努力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这么多参与者认真的研究之后,把这样的智力支持融合于往前,从全局、从区域来看,中国的实际工作服务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成果的正面效应。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人类历史,在全球视野之内,各个经济体争先恐后的发展追求方面,有过历史上英国的超越、美国的超越,区域方面的犹它奇迹、中国已看到非常值得观察的贵州突破等等这些案例之外,我们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智力成果,支持在中国看到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在全局的继续超常规发展中,像甘肃这样区域的发展中的突破,它的新局面的打开。 在此要特别感谢甘肃省委、省政府对于这个课题研究的信任和指导,要特别感谢甘肃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要特别感谢在民生银行作为董事长,也在我们新供给担任理事长的洪琦先生等等领导层人士,以及民生银行工作系统的支持,要特别感谢我们民生银行的黄剑辉院长,也是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积极活跃的骨干,他所带领的团队所做出的课题研究上特别重要的贡献,也要特别在此感谢甘肃人民出版社在非常紧促的时间内从领导到编辑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使这一样书已经提供到我们与会的手头,还要特别感谢《读者》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富康年先生,还有甘肃人民出版社其他领导同志们专程到会,他们是支持我们今天研讨的这本新书问世方面我们要特别致谢的功臣。 我的开场白之后,有请富康年先生代表甘肃相关的领导管理部门,还有出版社和编辑团队来做致辞,大家欢迎![详情]

黄剑辉建议甘肃利用资金改变人才不断外流局面
黄剑辉建议甘肃利用资金改变人才不断外流局面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黄剑辉:尊敬的贾康首席,李树军社长,富康年社长,大家下午好!特别高兴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清明节过后万物复苏时节,《守正出奇:迈向2049的甘肃》这样一本新书,即将呈现在社会公众和读者面前。 甘肃应该说是我们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省份,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我做中学生时,最喜欢读的一本杂志就是《读者》杂志,所以,前一段在微信上跟富社长就这本书的出版进行联系,今天能见到《读者》的总编辑富社长,我感到特别的开心。 在甘肃这样一个地方,文化底蕴很深厚,每当大家想到甘肃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历史底蕴,当然,我也会想到《读者》杂志这本上中学时经常看到的杂志。 甘肃民风非常质朴强悍,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也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情怀,同时甘肃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战略通道也曾经是连接我国东中部重要的腹地和大西北地区的枢纽。 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特别是气候生态多方面的原因,甘肃的经济地位这些年发生了下滑,人均GDP我们做报告时研究了一下,已经下滑到全国倒数第一,2600万甘肃人民如何在十九大提出的强起来的新时代背景下赶快上面时代的步伐,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可以说是摆在全甘肃人民面前的一道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和必答题。同时,作为我们做研究的智库负责人,如何破解这样一个发展的难题既是一个颇有价值,也是颇具挑战的课题。 在洪崎董事长和贾康首席的领导下,我们民生银行研究团队,包括特别邀请的马蔡琛教授、金海年院长大家共同参与,新供给的研究团体还是交出了一份新答卷,这份答卷我们的标题经过研讨叫《迈向2049年的甘肃—超常规发展的战略思维》,为什么叫超常规?因为已经全国倒数第一了,不超常规很难赶上时代的步伐。提出的主要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守正出奇”长期战略规划引领下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为甘肃省量身定制的一份报告。 这本书的封面我们还是进行过不断优化的,优化以后的封面可以说高端、大气、上档次,封面展现了甘肃狭长的地理特点,今后为寻找破解甘肃发展难题的答案,必经要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用什么样的制度供给,什么样的安排来实现超常规的发展,是这么一个命题。洪董事长、贾院长,还有广宇院长、兴旺院长分别做了序一、序二。这是时代背景。 这本书的起草情况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是从2018年8月份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因为起源2018年8月份有一次新供给的几位负责人吃晚餐的时候就提到下一步新供给出了《迈向2049的中国》这本书,下一步怎么发展,我就按照“走上去”、“走出去”、“走下去”,这样一个方向推进后续的工作。走上去就是说要多往中央层面来建言献策,走下去就是服务地方政府,还有走出去就是要实现华夏新供给的国际化。走上去、走下去、走出去,按照这三个定位。新供给的广宇院长他老家就是甘肃人,提到唐省长,唐省长任省长以后很希望率领2600万甘肃人民来扭转这样一个不断下滑的局面,实现新的发展,当即确定我们先把中国2049的一些思路怎么样切合到甘肃省的发展中来,8月底定的。随后9月份、10月份,我们课题组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这个报告经过多次的研讨,这个难度挑战挺大的,由一个智库为一个省进行全面的诊断分析,再提出全面的解决方案,目前为止在国内外智库界还不多见,我只能说不多见。 10月份进行了论证和修改,12月份贾院长带队我们赴甘肃省向省政府汇报。所以,基本上8月份提出命题,9、10月份进行起草,11月份进行完善,12月底初步定稿向省政府汇报。今年1月份又进行了一些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这个报告,后面几页是我们8月28号贾首席主持的会议来探讨这个课题的方案。10月12号由我带领民生研究院的团队对报告的初稿进行研讨,12月21号在上海对这个报告请了甘肃省发改委的贾主任参加,在上海讨论了一下报告的初稿。在去年的12月27号,海年院长有参与,马院长当时有事情没有参与,略显遗憾,还有蛮重要的活动,这是贾院长跟唐仁健省长汇报大家手里拿着书的场面。那天下午,贾院长、我、海年,向省里主要领导和主要学者,这几位相当于甘肃的吴敬链、厉以宁这样顶级的学者,国家层面提到著名的学者就是厉以宁、吴敬链教授,当时这个会上也请到甘肃省4位比较知名的学者,还有相关的农业厅、工信厅参与讨论这个报告,甘肃省政府研究室认为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关于甘肃发展的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唐省长在听完我们的介绍也说报告全文看了,很受启发,既有思想性、创新性,又有具体的对策。 这本书的框架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我们按照8章9个附件370多页,约30万字。基本上这8章我们分析了6个方面,第一方面对发展的现状,我们甘肃到了哪里,什么情况,就像人不太健康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况,需要很好的诊断分析一下。我们基本结论:甘肃目前整体上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 第二方面历史的回顾,持续艰苦卓绝的努力,甘肃人民虽然现在比较落后,但是还是经过了持续艰苦卓绝的努力。 第三方面,现在发展是落后,也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们的潜力在哪里,我们能往哪里去,实际上可以看到经过分析还是具备多方面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并不是不能发展。如何发展,这本书的一大价值,包括唐省长会见我们的时候也谈到了,我们是找了个经验借鉴,一个是德国,第二是美国的犹他州,也是一个不东不西,没有特点就是它的特点的州,也是我们国家民营企业家曹德旺先生福耀玻璃好像也是在犹他州设立的,海年院长给我们出的主意要关注美国犹他州。国内贵州经验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发展愿景,一句话说改革开放引领下的现代化甘肃。我们后来又把这个目标稍微拓展了一下,这本书的封底,写的目标“打造改革开放引领下的生态友好型、民生友好型的现代化甘肃”,最简单的就是去掉中间的形容词,就是改革开放引领下的现代化甘肃,因为甘肃要发展,怎么发展?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怎么样发展,也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发展成什么样的现代化甘肃,我们认为应该发展成生态友好型、民生友好型,甘肃主要问题是生态不是特别友好,民生比较困顿,这是基本的一个目标。我想一般的民众看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应该是很有亲近感的的,是符合它的需要的东西,无非是所有的目标我们一走到户外的时候能够看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一回到家里的时候,特别是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孩子们能够有很好的上学,老人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衣食住行都能比较好。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是按照这个提出来的。 这样一个目标成立以后,我们政策建议是什么?提出来最简单的一句话叫“供给侧改革下的守正出奇”,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一个坚持邓小平理论,不断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进程。发展生产力一定是供给端的,因为改革开放40年要实现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一定是供给端的,而不是从出口、消费、投资的需求,需求没问题,老百姓衣食住行有需求,对美好的生活有需求,对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有需求,还刺激什么需求?不需要刺激,需求摆在那里。就是你的供给通过什么制度安排刺激和解放生产力,把有效的供给,高质量的空气,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衣食住行能提供出来,所有的都是供给侧的问题,这是我们基本的考虑。 主报告之外放了9个附件,书里一大半都是附件,包括对甘肃省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德国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的启示借鉴,还有美国犹他州的发展奇迹奇在哪里。第四方面贵州高速发展,如果大家觉得美国犹他州离得有点远不好学习,近在咫尺的贵州原来倒数第一的,但是人家经过3-5年摆脱落后的面貌,实现了每个县通高速,而且每个县建机场,据说有这个目标。所以,贵州的模式,经验值得学习。 第五方面,我们对国企改革有一个专门的研究,今天上午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百年会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第六个专题,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原理,是我们民生研究院去年宏观中心牵头大家打造了这么一本新书。第七个专题就是农业的发展。因为城市的发展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调整,然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外资的发展,来实现城市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的升级。农村地区怎么办?我们提出加快试点股田制,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村,把中国未来的三农叫农业工业化,农业按照工业来发展,农民工人化,未来的中国不要再谈工人和农民了,只有工人,只不过他是生产农产品的工人,还有农村,也不一定分成城市和农村,乡村地区也要按照城镇化的要求,实现农村的社区化。以这个三化为基础,实现中国乡村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中国的乡村地区也是要按照农民工人化,农村社区化,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这个报告有这个专题。 第八个方面,我们设计了一个滴灌融资系统,把央行放出的水精准的导流到中小企业,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思路。第九方面对服务“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甘肃古时侯就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甘肃如何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框架中来实现发展。我们放了这样一个附件。后面每个部分大家看一下书稿,对整个发展的情况我们是用自己独立设计的,从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财政金融、知识经济12个方面,像我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也有外科、内科、耳鼻喉等等方面,我们按照12个方面对一个经济体进行诊断,50个指标,把这50个指标构建一个指标体系,跟全球全国进行对比分析,进而看出来诊断甘肃经济的现状,通过现状的基本结论看,经济总体欠发达,结构性有亮点和矛盾并存。另外,能源矿产优势很显著,但是部分资源是匮乏的,后面都有具体的分析,时间关系,不一一展开。 第二部分是历史的回顾。甘肃省省委省政府还有两千多万人民,可以说多年来其实也做了很艰苦卓绝的努力。从1949年到1957年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一共划了个阶段,80年代到1995年是持续下降,整个占比,到了1995年到2013年甘肃有好转的时候,尽管全国各省都在发展,这个阶段差距是缩小的。从2013年以后到2018年是又继续下降。这里面的启示,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这两千多万的人民,为什么前面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持续下降的,中间又能赶上不少,往上走了不少,但近5年来又不断的下滑,里面是什么样的问题,这就很值得思考了。说明甘肃不是不能发展,是可以发展的,而且也是可以追赶的,但是这两个阶段的下滑,一个阶段的追赶,里面经验在哪里,教训在哪里,恐怕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书中都有一些分析,不一一解释。 这种空间和发展我们在这本书里也进行了全面的诊断,我们这种研究方法不是靠调研三个月,因为这个报告核心的写作是两个多月,我们是运用相当于把自己坐在卫星上看甘肃,是这样一个角度,进行B超和透视性的分析方法,而不是靠3个月、半年,一年用脚步行或乘车调研多少多少地方,我们没经过太多的现场调研,第一时间有限,第二那个方法不管用,因为效率太低了,相当于远程,我们研究非洲问题提出整个非洲发展的中长期战略,远隔万里也写了十几个报告,提出了整个中国促进非洲发展的总体战略。所以,基本上是按照站在卫星上来远程分析,比人在地上一脚一脚的走可能还要更靠谱一点。 从整个甘肃的地理位置看,中国基本的经济格局叫“一弓两箭”,沿海的经济海岸线就是一张弓,其中一支箭是从京津冀沿着陇海路关中天水往欧洲方向,另外是沿着长江往长三角、珠三角海上丝绸之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关中、天水是一弓两箭的连接点走向欧洲的必经之路,关中、天水这个位置是中国一弓两箭的总的基本格局里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同时我们分析了甘肃的六大区域,虽然是一个省,但是有6大不同区域,包括黄土高原,甘南高原,北部沙漠,河西走廊,祁连山地、陇南山地,地貌复杂,气候也比较复杂。特殊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基础的多样性,深厚的历史底蕴,一定的产业基础。烈士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向省会集中的态势比较明显。 后面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动力和空间分10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人口与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多种所有制改革,生态民生发展,金融服务创新,科教与文化进步,分了10个方面进行研究,时间关系,大家看书我就不一一展示了,后面只是谈对策。 第四部分对美国、德国、犹他州的经验进行了梳理,书中也有阐述。德国社会市场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强国的战略,审慎的金融体系,稳健的房地产市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它重要的特点。对我们的启示包括公平与效率的并重,以科技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和教育改革为抓手,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平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加强对进锐的审慎监管,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犹他州方面的经验我们梳理了7条,包括怎么样很好的调整产业结构来把高新技术发展作为核心,贵州很好的运用了这个经验,实现了黄道超车,不是弯道超车的问题,沿着原来的路老赶不上别人就不能弯道超车了,弯道还容易翻车,要换道超车。还要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不断加大教育的投入,建设科技工业园,密切产学研的关系,完善政府职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为什么曹德旺先生愿意到犹他州?恐怕跟它的良好营商环境有关。还有如何防止人才和资金的外流,这些都是重要的经验。 对策方面,我们提出改革开放引领下三步走主战略,书中都有具体描述,就不再展开。主要指标是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中心的王静文、应习文博士,他们两位干的,以此为基础,政策方面供给侧结构改革一个主线上守正出奇。 守正怎么守?因为整个书的标题“守正出奇”,是贾院长定的4个字,守正就是遵循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坚持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这是两条。“出奇”必须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出奇”,而不是说奇思妙想然后搞一些,出奇的基础,前提是守正,才能实现弯道超车或者换道超车,这是我们基本的考虑。基本的框架就是按照这本书我们也进行了分析,要实现守正出奇,这一页给出了基本的框架,首先要全面的分析省情还有发展的空间,我们的现状到底怎么样,未来有什么空间。同时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第三要树立发展的信心,还是能发展的,甘肃不是不能发展。 怎么做,我们提出来要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核心的命题,按照“四分法”,划分为“战略性领域,民生领域,公共性领域,竞争性领域”,这是比较创新的一点,是2018年我们研发的一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四分法。直接运用到甘肃,把这个写到甘肃这本书里。同时,用四个三的改革框架,包括新三家马车的全面提速,三大供给主体全面发展,三次产业全面升级,三组供求关系全面改善,推出超常规发展战略这样一个基本目标。 后面只把十大超常规发展战略用一两分钟解释一下,出奇我们最后归纳成十个超常规,第一条超常规的制度改革,改革就要改政府,怎么改,要建设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这是甘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靠任何别的人是不可能的。首先第一条要建设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这是实现甘肃发展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坐在主席台上让别人改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建设甘肃省的六大走廊,第三,集中资源发展具有赶超能力的换道超车,你要发展新的赶超能力。第四,金融方面,现代经济的核心,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型的金融制度安排。第五方面,甘肃省广大的农村怎么改革,我们建议要试点“股田制”与创新沙漠生态的治理,怎么治理,我们提出一条谁治理谁拥有权益,谁享有权益,比如在座的各位愿意拿五千块钱治理敦煌附近的沙漠,未来我们建议省人大报全国人大批准以后,能够让马教授也好,金教授也好,各拿了五千凑了一万治理了敦煌附近的一两亩地,这个土地长期的使用权得颁证的,谁治理谁拥有,这样的话才能使生产力要素能够倒流回来,包括日本人、韩国人,骑士队敦煌也是挺有兴趣的,其实那个地还长在甘肃那个地方,只是一个说法,一个感觉而已。这个原理跟蚂蚁金服搞的在网上种一棵内蒙的树原理是类似的,能够让现金流、资金流到内蒙来治理阿拉善的沙漠。 第六方面超常规的水资源治理,实现中国西部的绿化。第七方面“一带一路”助力甘肃省的开放式发展。甘肃的发展除了改革以外还要很好的开放,怎么开放就是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框架中进行开放。第八方面推进南部“三市二州”围绕天水进行发展,关中天水是两大枢纽,一弓两箭的结合点,这样一个结合点就为甘肃省发展南部“三市二州”,特别是围绕关中天水发展实施很好的布局。第九方面,人才战略。鼓励人才,吸引人才,特别具体的战略,甘肃省不好吸引人,中央每年给甘肃的转移支付专门拿出三五十亿来聘请北京、上海、江浙发达地区离退休的科技教育人员,比如北京的人大附、10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退休的科技人员和老师,每年去甘肃服务三个月,有一个名单,供给和需求匹配,然后另给一份工资,人大附教数学的老师一年在北京退休十万的话,甘肃省另给他十万你来服务三个月,这样使像马教授这么知名的教授服务三个月,假期到甘肃,很多知识界的人都很有情怀,想服务社会的进步,同时给一定的收入,甘肃也不能说没有钱,省政府从中央转移支付利切一小块,四两拨千斤,改变人才不断外流,资金不断外流的局面,这两招是可以立竿见影。我跟很多朋友分享这个思路,大家都认为是可行的。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你要有良好的布局以后,能把生产力的要素,能把人怎么吸引过来,能把资金怎么倒流回来。比如沙漠治理谁治理谁拥有只是一个说法,没有太多实际价值,但是大家很愿意在蚂蚁金服这个网上投一点钱在甘肃种一棵树,那棵树算是我的,是不是我的只是一个说法,我也不太可能去内蒙捉那棵树搬回自己家,树还是长在甘肃这个地方。 在此之外还需要积极争取中央政策的扶持,大力推进与兄弟省市的合作。这条写在最后主要觉得不能上来要政策,上来把希望寄托在深圳、上海,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机构,任何个人能把自己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所有的发展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同时服务于外部的支持才能很好的实现这个目标。 时间关系,这本书的内容分享这么多,唐省长对甘肃省整个发展也很有期待,新一届省委省政府对甘肃未来发展的蓝图正在描绘过程中,正在做“十四五”,这种情况下,在洪董事长,贾院长,还有新供给的学者大家共同努力下打造这么一本书,可以说是展现了我们对改变甘肃发展落后面貌的一种愿望,也给出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但是方案的制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展望甘肃的未来,我们认为尽管发展中必然还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深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在各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包括国内各方面民众的支持,省委省政府和甘肃的各级政府一定能驾驭这艘承载着甘肃2600万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航船,因为全国人民十九大提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2600万甘肃人民对美好生活也有向往。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前行,持续赶超,一定能打造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甘肃奇迹,书写甘肃省发展,区域性发展的新篇章,奠定一个新的范例。 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详情]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蔡琛演讲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蔡琛演讲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蔡琛出席并演讲。[详情]

李振华:供给侧改革惠及上游企业 小微则承担成本转移
李振华:供给侧改革惠及上游企业 小微则承担成本转移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振华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李振华指出,在很多产业领域内确实是非常好的措施。但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惠及的更多的是上游企业,更多的是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对下游的小微企业的成本转移问题。 “包括很多水泥,还有原油、煤炭,产能收缩之后,利润确实非常之好,但是这些成本都会传导,对于绝大多数小微企业,他们承担成本的转移。所以,这相对来说对它的经营成本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他说。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李振华:刚才贾老师和冯老师讲的问题都非常高屋建瓴,做企业的讲不了这么高屋建瓴的东西,我就讲点小切口的东西,我分享一下从小微企业融资情况看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 4月初的时候,蚂蚁研究院做了一个事儿,在支付宝的平台上大概发出去了100万份的调查问卷,回收了5万多份,问卷主要调查了解一下现在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我就把这次调研的情况给大家做分享。 这个问卷的内容比较多,我摘了部分,从融资渠道、融资成本、用途和融资的困难原因几个角度来简单谈一下。 渠道上,发出的问卷回收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对一个小微企业来说,它在成熟期的时候是比较依赖传统银行的贷款,但是小的企业都有个成长过程,在最初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或者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处于衰退期的时候,这些企业的融资基本都是从亲朋好友借贷。因为我们在渠道里也把互联网银行的渠道加入进去,从目前来看,还不是个主流,想它可能在初创期和成长期的时候可能起到一些补充作用,一会儿我会大体说一下原因。 第二块情况,企业的规模越大,来自市场化的融资渠道的就比较高。企业规模非常小的情况下,比如在5人以下,从亲朋好友借贷调查的比例将近40%,到100人以上的时候减少到10.93%。原因也很好理解,在规模非常小的时候,贷款的规模也小,从商业银行的渠道来说,很难给它放贷的。一个放贷层面成本比较高,第二认为它的经营风险也比较大。 第三,我们对整个城市,分了几类,也大体做了一下分析。这跟我们最初认识还有一点偏差,我们原来想着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融资缺口比较大,实际上相反,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融资缺口越大。为什么呢?可能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经济比较活跃,它的融资需求更大,但是它对于融资渠道的广度要求更高,这个地区的整个金融的供给是不足的。对成本上来说,受融资渠道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当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融资成本受渠道的影响也比较大。 简单分析了一下,从亲朋好友融资的成本确实最低的,借钱好多都没有利息。对于银行和从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成本差异上,成本差异不大。大家看到的银行的名义利率较低,但是实际承担利息的成本差异不大,把具体的利率我们做了一个评分,从传统银行渠道的评分2.32,互联网银行的评分是2.29,差异非常小。非常明显的是民间融资,除了亲朋好友之外的其他民间借贷的利率要高很多。 对小微企业的融资用途做了一个调查。最大用途是小微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占到将近一半。另外,日常的运营的流动资金的需求,这个大概占到35%左右。这跟小微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特点是非常有关系的,对小微企业来说,很少有研发的需求,因为它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比如一个小店里装修或者电商它要扩大规模去进更多的货。另外一块就是日常的经营周转资金需求。所以,这跟小微企业本身的特点是非常相关的。 它的融资难到底原因在哪儿,我们调查了一下,最大的问题是两块,一块是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在调查问卷里回馈出来,将近60%是由于企业规模小导致的。所以,规模小自然风险可能比较高。所以,贷款的时候很难给到他。 另外,抵押担保不足。这个大概占到40%左右的比重,这也是最主要的两项原因。当然,也包括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还有企业的信用等级也有,但是这个原因可能更低一点。 对于外在的原因上,主要是资质,内在的原因上,主要的规模占到大约80%。 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小微企业普遍的认为生产经营还是比较困难的,它的利润不好对它受到比较大的制约,但是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最近的利润率来说,可能也并不是很差,整个利润率在10%以上是大概占了将近一半的比重,这跟过去一些资料说小微企业普遍的利润率很低,可能平均在5%左右的利润,这个可能也并不完全属实。 另外一块是经营成本上升对小微企业的影响,这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多时间,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比较明显上升的。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主要在哪儿,一个是上游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原材料等等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这对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有一些是经济状况不好导致整个市场竞争也非常激烈,市场需求比较疲软有关。还有,包括最近的一些加大环保的执法力度,总体上来看,大概原因排到第四位,但是对一些局部行业影响很大,包括制造加工业、物流、汽车相关的行业,影响是明显高于其他的行业,对于制造业来说,可能首当其冲在首位的。 另外,初创期和衰退期的小微企业非常容易出现亏损,实际上到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盈利能力有明显的提升。从小微企业营商环境的分析我们调查了几个,从目前来看,可能整体上小微企业的税负并不是很高,但是从和小微企业自己的盈利相比,这个占比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简单说一些结论。对于小微企业经营的环境问题,经营状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大致从四个层面来说。第一,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跟本身的经营稳定性、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关系很大,它相对中型和大型企业确实在这个方面存在不足。 第二个层面,对于税收的问题,核心当然跟税率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更大的影响还在于在经济周期中的税收的征管力度变化有关。最近一年时间内从调查情况看非常明显,有时虽然税率下降了,但是如果地方上对于税收的征缴力度加大,实际上它的税负还会上升。刚才冯老师也讲到,我们增值税率下调,小微企业起征点上升,要降税两万亿,但是真正能不能惠及到这些企业,可能在执行层面还要有机制落实。 第三个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很多产业领域内确实是非常好的措施。但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惠及的更多的是上游企业,惠及的更多的是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它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下游的小微企业的影响它是有成本转移的问题。这可能需要引起重视,可以看到,包括很多水泥,还有原油、煤炭,产能收缩之后,利润确实非常之好,但是这些成本都会传导,对于绝大多数小微企业,他们承担成本的转移。所以,这相对来说对它的经营成本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结构改革当中怎么减少对它的影响这也是需要研究的东西。 第四,对于现在小微的融资,不管从渠道几个层面来看,靠现有的银行体系和服务模式其实是很难的,我们也看到很多银行成立了普惠金融部。这些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规模和统计的数据还是比较好的,但小微企业融资的真正状况是不是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具有不确定性。 对于解决小微融资难的问题,2月份习总书记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讲话里讲的非常好,他从6个方面指出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向,其中有一点讲到要建立多层次的广覆盖差异化的银行体系,我想这个讲的是非常到位的,从目前来说,我们现在的融资体系,银行最重要,我们毕竟还是一个间接融资市场为主的融资体系,它的核心其实是银行体系,对于银行体系现在核心的问题是不够差异化,如何让它能够差异化这是很多工作要做的。包括是不是有更多的小银行,是不是有更多的民营银行,是不是有更多的互联网银行,与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匹配,与我们经济发展的形态匹配,这是需要研究的。    第二块,我们认为技术是解决小微融资服务下沉的一个突破性因素。第一点,根据小微经营的特点,要求对小微都要提供比较有效的抵押物来进行担保这种方式对于很小的企业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主要担保物房产、土地,这些小微企业很难有。我们觉得可能数据是替代抵押物进行风险控制的非常有效的手段。现在在很多商业银行,还有一些互联网银行做出了很好的尝试,而且现在整体上消费端的互联网化已经完成了60%以上,产业的互联网正在展开。未来对于不但是消费端,对于产业端进行线上化的进程可期,,可以有很多数据,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存货、物流、销售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用抵押物的方式进行风险控制。 第二个,从技术上他是可以解决小微融资里的可持续问题,至少提供了一种手段。在过去小微里,头部还是服务的不错的,对于腰部和尾部的服务是比较成问题的,核心的问题在哪儿?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低,原因就在于对于贷款来说,有规模效应问题,单笔贷款一千万和单笔贷款十万块钱它的运营成本没差多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信贷机构来说,更倾向于贷大、贷集中。不解决它服务小微的成本的问题,到最后是很难在商业上可持续,可以短期内赔钱可以,但是无法长期持续。技术层面上来说可以解决问题,目前包括国内的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银行在探索出来的互联网贷款、联合贷款的模式,可以下沉到小微企业单位笔贷款可以提供到一万、两万、十万、八万,运营单笔成本可以降低到两块钱,几块钱,这是有可能解决用户触达的高成本和解决运营的成本,以及提高整个作业的效率,摆脱完全依靠人工、依靠系统技术来提高运营成本使整个商业可持续。另外,解决便利性问题。 最后一点,技术虽然很重要,但是制度的供给可能是更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制度供给的突破,那么对于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很难得到根本解决。简单说,第一项,对于银行我们现在的管制还是很紧的,其实应当鼓励小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发展,与经济相适应。当然,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因为背后还要怎么控制风险,但是至少方向上应该如此,要有具体措施。第二是政策上应当鼓励所有的银行机构要利用互联网的新技术来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包括用发展互联网银行、互联网的贷款,还有互联网的联合贷款,要鼓励传统银行机构,特别是小的银行,中型银行和互联网机构的合作,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另外,实际利息的负担比名义利率的下降更重要,对现在来说,我们看到商业银行面向小微贷款的利率进一步下降,但实际上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层次是非常多的,追求整体的利率很低,并不是那么现实。另外,其实名义利率如果下降,但是实际的利息成本可能更高。因为小微企业可能更多是一些短期的贷款,在网商银行的平台里我们调查过,一个小微企业一年平均贷款次数是8次,贷款周期平均是3个月到6个月之间,因为很多都不是长期贷款,是短期的周转性的贷款。所以,让它能更快的借到,随时能还到,让它的实际利息负担更低比名义利率下降更重要。 最后是制度上怎么引导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问题。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对于中小微企业占整个经济的贡献度应该超过60%,但是在这些领域内的融资金融供给的资源可能只有20%,不一定要达到60%对60%的匹配,但是至少应当提高对小微企业的经营资源的供给。目前使金融资源避免过多的向大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者国有企业集中。从整体上解决资源不匹配的问题,总体提高经济的效率。先分享到这里。谢谢。[详情]

冯俏彬:社保是影响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灰犀牛”事件
冯俏彬:社保是影响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灰犀牛”事件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冯俏彬出席并演讲。 冯俏彬认为,社会保险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的“灰犀牛”事件。“前两天社科院发布了一个预测,到2035年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养老保险的节余就将耗尽。这也揭示出,社保一定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一个最大的灰犀牛事件”。 她认为,推动社保的改革刻不容缓,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走向全国统筹,“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很多问题才能慢慢理顺”。 以下为演讲摘编: 冯俏彬:我今天发言的题目还是关于减税降费的问题。刚才的专家就宏观形势、金融政策、去杠杆等问题有很多的发言,但是今年宏观调控中的重点之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就是减税降费。所以,我觉得关于宏观形势的讨论中应该要有这块的内容。 这次减税降费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去年下半年的民营经济座谈会,其中总书记有一个指示是要“实质性地降低企业负担”,今年的两会对此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答卷,即增值税降税和社保降费。具体政策现在已经人尽皆知,各方面的讨论、落实执行也很积极而热闹。 必须要肯定,这一次的减税降费的力度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仅体现在绝对数量达到两万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增值税税率从16%大降到13%。如果各位一直关心新供给的会议,应该能够查到我们原来的一些预测,当时我们就主张要从16%降到13%。即使如此,在这次政策真的在落定之后,我们还是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没想到政府真有这么大的决心和力度。 按我自己的测算,按照2018年的数据,基本上每一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对应着3800亿左右的增值税税收。所以,三个百分点就是一万亿。这些政策实际上再加上养老费率可下调到16%,大概也可以降下来七八千亿左右。这样算下来,仅这两项就可以为社会减负两万亿左右了。但是大家还要注意,前面三年还有很多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比如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现在已经扩大到所有企业,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起征点一直在上升。所以,这些政策综合起来——如果在执行层面上不出问题的话——今年减税降费的额度超出两万亿是非常可期的。 与前几年相比,这次减税降费有三大变化。第一,是从税基减免转向了税率下降,以前主要是在计税的基数或条款上进行减免,内容非常多,针对各个不同行业。这次则是转向简洁直观的税率下降,普惠式降税的特点非常明显。以前,看起来减税降费的内容非常多,但是就某一个具体行业或企业而言,很可能不在减免范围内,但是现在从16%降到13%,只要你交增值税,就在减免范围内,所以普惠式的特点非常明显。 第二,力度上来讲,以前是一点一滴“挤牙膏”,这次真是一步到位,实现了我们以前主张的“要从挤牙膏转向一揽子”的主张。这次增值税大降三个百分点超出社会预期。 第三,以前是“单骑深入”,即只出一个减税政策,但是相关配合政策和协同政策很弱甚至没有,但这次是“集团军作战”,收、支、债三向联动。贾康老师提出过一个“财政不可能三角定理”,这两年大家讨论减税降费问题中时有提及,它揭示出的逻辑就是在收入、支出和债务之间,只能同时兼顾两个目标。以前我们只是讲减税,支出怎么跟它平衡、债怎么跟它平衡……在这个问题上不怎么提,但是这次确实有一个“集团军作战”的架构。两 会工作报告和其他的一些政策措施当中总结了很多条,涉及到提高赤字率、增发地方专项债、增加收入、盘活资金、压减财政支出、全面实施绩效预算等等方面。而且还有围绕着中央地方财政体制,即划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安排。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信号,“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所以,从长期和短期说上讲,决策层面对这个问题上都有综合的考虑。 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出台之后,社会各方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欣喜之后,马上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减税这么多,财政收支压力必然加大,那么财政平衡工作怎么做?我个人理解,这个问题突然之间变成媒体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其中隐含着一个隐忧,即如果不做好财政平衡对冲工作,那么很可能就会陷入到以前那种名和实方面稍微有一点背离的状态:一方面在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仍然在增加! 减税两万亿听起来很可喜,但是有什么保证措施让它实实在在落地?我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对此确实有一个系统性的安排,克强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已筹集了一万亿资金来对冲减税降费效应。因此从工作部署上来看,我个人觉得2019年财政收支平衡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到,这次减税降费,地方的力度也非常大,不论是在地方层面的减税,还是执行中央减税降费政策层面,现在的保障措施都是超出以往的。比如,从上到下成立了减税办公室、对于减税要做评估和跟进,我相信后面很可能围绕着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还会进行很多监察、评估等等。总之,现在主要依靠减税降费来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不仅已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而且地方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执行和推进。所以,2019年我觉得减税降费的效果可期,而且财政平衡问题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 但这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2019年财政平衡也许没有问题,2019年之后呢?2020年呢?减税降费的效果怎么样才能长期稳定下来?有人甚至提出,增值税率还可以往下降,养老保险的费率更应该下降,因为即使金现在降到16%,社保的综合税负仍然是在35%左右,名义费率仍然偏高。这种长期情形下,财政平衡、财政的可持续怎么解决?对此,应当从长期的角度来思考、研究这个问题。 我认为,还是要从政府收入体系去入手,从这个方面想办法来提高财政的统筹能力。要跳出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局限,从政府收入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整个收入问题。2017年的我国政府收入是30万亿左右,但是财政可以统筹的部分大概是20多万亿,中间有十万亿左右的差距。所以,我从长期给出一个中国财政可持续的方案就一句话:向结构调整要空间! 上面的数字虽然讲的2016和2017年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也代表了近十几年的情形,即在整个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大概只占一半,加上非税收入的财政收入大概占60%,其它的收入则散布在各种名目之下。这个情形是非常独特,全世界也没几个。 如果是搞财政的,一看这个结构,马上就知道问题非常严重,因为现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只有一半的收入来自税收,还有一半的收入来自其他。这个事太说不过去了,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很不相适应。 在新供给研究院的支持和鼓励下,过去几年我围绕政府收入体系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四本账中都存在着税、费、租、价四种收入形式,相互混淆,不管是行政事业费还是政府性基金中,各类不同形式的政府收入都是互相混在一起的。二是税与非税畸轻畸重。三是税制结构老化,税种之间相互交叉重叠比较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怎么把减税降费的效果稳定下来,实际上就是要达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社会负担要基本稳定。第二财政的统筹力度要增加。关于社会负担,一般大家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是36%左右,当然四本账之间有些交叉重复, IMF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的计算是最低的,大概是30%多一点,但是一般都认为是在30%-35%之间的水平。这个水平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每年30万亿左右的政府收入。 各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么多的钱应该够政府花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将社会负担稳定下来,就要有一个制度性的机制、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对此负责,努力将宏观税负率控制在30%-35%之间,这个机构显然不可能是财政部门自己,因为它本身就是收钱和花钱的部门,没办法自己给自己加枷锁。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还是要寄望全国人大能有一个控制社会总负担的机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考虑和安排,这是比较细的东西,在这儿不多说了。 其次,是要明确税收在政府收支的主体地位。政府运行中不管收入形式、还是支出来源,都主要要依靠税收而不是别的什么收入。要提升税收在整个政府收入中的占比,现在是50%,能不能提到70%?政府的收支一定要在规范的税收框架下来运行,这样对各方面才有好处。 另外,税收制度本身要突出它的简明、公平、中性的特征。这里面要特别关注增值税在中国税收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增值税国家,不仅仅是体现在它产生的税收收入上,而且还体现在增值税的覆盖面上,我们对很多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在内的行业已经征收增值税了,这恐怕在世界上都是属于先行者。在全球资本流动加速、税基侵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税收征管方式有可能是一种比所得税更好的方式,当然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定论,但这个方向的讨论和研究值得进一步向前推进。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即增值税短期内不大可能会退出,所以在“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的过程中,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期?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的,否则我们天天说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但这个东西短时间又实现不了。是不是增值税改是一种更加适应全球化资本流动的新型税制?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真是这个情况,保持间接税就并非罪过、并非落后,而是将重点转向突出间接税本身的简明、公平和中性,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我们最近几年围绕“费”有很多清理整顿的举措,社会各方面也有很多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又把费给污名化了,甚至认为凡是费就是十恶不赦,这种论调经常出现。必须指出,费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方式,在一些场景下是必须存在的。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对中央管理的行政事业费的306个小项全部重新做过分类,结果表明必须要保留的费大概有153项,而其他的,虽然叫做费,但往往都是价格,,比如基础设施价格,公共服务价格,专业服务价格,甚至包括部分市场服务的价格,等等。 这种情形之下,“清费”应当改成“缩费”,即把费的范围缩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国务院前一段时间在进一步清理费的时候已经没再使用“行政性收费”这个词了,使用的是“政府性收费”。在中央这一级,153项的政府性收费必须保留,其它的都是价格,要转到另外一个体系里。这就是“缩费”。另外,还有一个费的标准问题。标准要有公式计算,而不是没有依据在上上下下。最近国家把不动产登记的价格从500块降到80块,但为什么是80而不是100?不是50?要有定价依据,要公式化。 关于政府性基金,我们研究发现,大部分的政府基金实际也是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价格,这里面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以及它建成后的营运资金的来源问题。理论上来讲,政府性基金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府收入的形式,它实际上是一个基金管理方式,是一个支出管理方式,所涉及的大部分情况下属于价格收入,是属于要受到政府规制的某种重大基础设施的价格收入。如果把这些价格因素拿出去,我们就很可能在保护35%左右的宏观税负的前提下,为未来税收改革创造出空间。 还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次大家看得很清楚,当政府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要上交国有资本经营利润。这是一条补充措施,但是这里面可以挖掘的内容非常多,因为目前由这块上交到财政的红利两三千亿元,几乎微不足道。所以,这方面非常有讨论和挖掘空间的。 还有社会保险,毫无疑问这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的“灰犀牛”事件。前两天社科院发布了一个预测,到2035年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养老保险的节余就将耗尽。这也揭示出,社保一定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一个最大的灰犀牛事件。现在,推动社保的改革刻不容缓,而它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走向全国统筹,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很多问题才能慢慢理顺。当然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大家注意到,虽然中央要求各地把养老保险下调到16%,但是据说很多省在分析评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觉得难度非常大,而且就算降到16%社保的综合费率也还在35%左右,还是很高。所以,社保的确有进一步下调费率的空间,但需要整个制度的重新安排和设计。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财政部门在这方面应当像当年清理农业补贴那样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些制度管理的方法,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收入体系也要走向现代化,也要顺应人类文明和一些先行国家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对此要从长期的角度进行策划和研究。 以上是我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详情]

贾康:房地产税制定应召开听证会 让各派代表充分发言
贾康:房地产税制定应召开听证会 让各派代表充分发言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出席并发表演讲。 在谈到房地产税时,贾康表示,人们在网上宣泄情绪、表达观点的价值已经非常有限。应通过“税收法定”的轨道,建立程序,召开听证会,使各派观点的代表人物讲述自己的思路、主张以及设计方案和论据,“这些论据你能不能充分理性地有说服力地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以下为演讲摘编: 贾康:尊敬的到会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研讨会,还是秉承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一贯的宗旨,是以一个独立智库的平台来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力求我们在一些相关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上能够得到必要的基础理论的支撑,同时,能够力求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来形成一些中肯的、有深度的、当然也是探讨性的意见和看法,而力求体现建设性。我借致辞的环节,在欢迎各位到来的同时,也想先简要谈一下自己怎么认识当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在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要在追求“强起来”的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的推进,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在掌握好在宏观调控必要的匹配之下,把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制度建设衔接在一起。 在2018-2019年的时间段上,贯彻十九大精神,从短期看到中长期,衔接我们推进现代化战略里面的基本诉求,在态势上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本来有一个2018-2019在中国经济引领新常态过程中,很有希望完成的宏观经济阶段转换“L”型的确认。本来是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从GDP增速曲线来看一直演变到2018年的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基本的指标(就是反映经济景气和繁荣程度的GDP增长速度),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里运行,在12个季度之久的平台状的运行,其实已经中期化了,如果没有不期而至的所谓贸易摩擦升级的话,本来应该乘势完成这样一个“L”型转换的确认。 而我们在观察者的定位上来评价的话,这个“L”型转换确认,其实也就是中央所运用的“新常态”表述。“新”就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这个中等收入阶段的确认,可以以2010年出现两位数高增长的年度来表达,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四千美元,稳稳坐在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个阵营之内),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和其他的经济体大同小异,在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势必要经受一个增长速度往下调整的过程,要告别过去经济起飞和粗放高速增长阶段的高速度特征,高速度势必要转为中高速。 这个“新”是非常明确的,而所追求的“常”,我们的认识是一定要在这个阶段转换中把中国必须坚持的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结合在一起,实现以结构优化所支撑的高质量的发展。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应该落在一个中高速的,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状态上,这就“常”了。 这个追求在我前面所说到的2018年到2019年,本来应该能够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又有不期而至的影响重大的外部压力,再和内部过去一直存在的所谓“矛盾凸显”交织,使这样一个运行平台状态向下突破。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已经看到了,贸易摩擦升级所带来的冲击和引发的市场预期变为不良状态,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的局面,交织而成了2018年下半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落到了6.6%,突破了原来6.7%以上的平台状的底线,而四季度报出来是6.4%,这样全年是6.6%,虽然仍然达到了年度6.5%左右这样一个规划性、引导性的增长目标,但是我们要重新考虑的就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下一步的演变。 如果做一个评价,我们愿意说,在2018年二季度一直到三季度,在市场预期明显变坏、决策层也意识到必须做一系列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一个主题词。那时最有影响力、现在还在延续的中美贸易摩擦,必须通过谈判去寻求一个有可能缓和紧张局面的结果,但一直是阴晴不定。到了三四季度以后,陆续有较积极的一些信号和消息传来。 当下,大家都知道,人们都在密切跟踪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没有达到原来所说的3月底双方最高领导人来拍板的阶段性结果,我愿意把它称为带有妥协性质的阶段性平衡方案,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双方却你来我往、不断传来消息,说认识上有新的共识,在接近于可能达成的一个阶段性平衡结果方面,有新的进展。我们现在还处在这样一个演进的过程中。 如果从最近一段的时间发展态势来看,我觉得可以框架性地来形成这么一个认识:原来所称的“L”型转换虽然还没有确认,但从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争取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相对应的一些短期到中长期衔接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有了值得肯定的一些重要调整。 比如货币政策虽然仍称“稳健”,但实际落在“松紧适度”上,实际的政策要领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而财政政策继续积极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加力、增效等等,这样新的局面已经使中国经济在消除不确定性方面,从内生、内部的综合效应上来看,收敛了一些前段市场上不良的预期,消化了一些可能对我们不利的下行压力。 在未来的努力中,我们仍然要努力实现经过一定调整以后“L”型转换的确认,我们仍然是要在由“新”入“常”方面做积极的努力,争取在复杂局面下能够形成一个新常态概念下经济运行中由比较明显的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状态。 我想提到最新的一些进展:在今年一季度,大家继续关注、议论纷纷,而“稳预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使我们感受到市场上的氛围脱离“应激反应式”的非常悲观或者带有恐慌色彩的状态之后,最近一段时间,经济开始有望实现新的企稳,甚至在企稳之后有望再往后看高的种种信息,已传出来。 比如今天早上,我在电视上听到的消息:最近一个月,中国的外贸增长速度是10%以上;在前面几天,我们已经听到很多的综合分析判断,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把中国本年度的经济前景预测从原来的6.2%调升到6.3%。比较有影响的一些市场主体的研究机构,甚至有更乐观的看法,比如汇丰银行的研究团队认为,中国今年全年下来可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6.6%。这些见仁见智的看法中间所包含的,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描述,就是在收敛、消化不确定性中的一些不良预期和对冲不期而至的经济下行压力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引导市场主体更加理性地观察我们发展中的潜力怎么发挥,我们投资方面的机遇怎么把握。 在这方面比较有魄力的例子,也不妨援引一下2018年剑拔弩张、氛围最为严峻的时候,美国方面特斯拉的马斯克到了上海,和上海的市长正式签约,要在上海兴办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这是在下行中大家都看着似乎要往下继续出现下台阶的不良局面、甚至有人说会出现断崖式调整局面时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评价是什么呢?马斯克作为一个很有魄力的企业家,甚至被人称为“男神”式的人物(他做的不仅是新能源汽车,还有民用航天,在全球面前展示了超出官办航天的异乎寻常的突破式的成果,他也在积极推进升级换代的可以跟飞机速度相媲美的管道式的高速铁路方面的创新发展,等等)。他到上海做新能源汽车的工厂,是在他已经有一定积累、相对成熟的技术供给的支撑之下,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个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大手笔。 这个大手笔后面说明什么呢?其实全球的投资者一直在关注中国市场潜力。马斯克无非是认为在这样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阶段上,他可以在中国出手得到一个更好的对价。这是一个在中美虽然看起来进入一个矛盾摩擦的新阶段,两边曾经一度剑拔弩张,甚至提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情况下,人家断然出手,到这边来做产业布局,是在中美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中早有众多曹德旺们到美国跟着产能去投资(而且后来还有追加的投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美国方面的投资家到中国来所做的典型的重点投资案例。 这样一个案例在今年的两会上传出新的消息:进展非常顺利,投资当量是5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的一些生产线可望在几个月内就正式运营了。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至少在投资偏好上倾向于比较积极、比较有魄力的这些投资家们,他们是在积极观察,而且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种方式,掌握在中国本土上的投资机遇。 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投资者,对于我们企业市场人士来说,它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就宏观经济发展态势所做的看法,并不否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别无选择的,必须在不确定性面前认清和抓住自己的确定性,坚定不移地推进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开放,而且全面开放客观上必然会以“清理文件柜”的方式倒逼中国自己“啃硬骨头”的深化改革。 中国必须做的选择、必须把握的确定性,是可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下调动我们的潜力,对应于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我们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必须抓住的龙头因素,以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的有效制度供给,打开中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我们各种各样供给侧要素继续可发挥的巨大潜力空间。 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下我想简单再说一下,从当下往前看,从短期说到中期,再说到长期,我觉得有必要提及的一个基本认识思路。 在不确定性这方面,中国的决策层有高度的重视。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听到明确消息,有专门的工作会议,强调防范风险,而在对于全球发展大势,领导人提出了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方方面面还再继续讨论怎么认识这个变局。我想强调一个思维的框架:就是面对这种大家还在继续观察认识的百年大变局,我们从短期一直看到长期的话,要牢牢把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 我认为在基本的逻辑序列上,首先要说到一个宏大命题,从我们要探索客观规律、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来说,永恒的变化中间有不变。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宇宙,如果按最新的消息看来都是超出常识的—大家在谈论(对离我们有五千万光年光速传递距离的光年概念,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天文数据)遥远距离那边的黑洞,形成了所谓的照片,宇宙变化方面,人类只是现知道的100多亿年可观察推测的时间段里最后那一瞬,那一瞬里发现300多万年,有非洲的“露西”女士,被认为就是当下人类的祖先—有这样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后来的中华文明,是现在被人们所称道的有几千年文明历史中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 我们对这种变化过去有很多的认识,中外都有一系列的说法,而作为研究者所追求的,还是对于不变的共性,是不是可以总结出来。对于规律,我们应该有必要的敬畏和肯定。变化中间的不变,如果从几千年的坐标看到几百年的坐标,我愿意强调学者所提炼的文明进步主潮流,是有非常重要的认识意义的。 我基本认同周有光先生做出的简洁勾画—这种风云变化中的人类文明史看下几千年来,共性的方面主要就是三大规律:经济视角上从农业化和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视角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上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后的几百年间,中国开始感受到的是落伍,现在我们在追求迎头赶上,我们必须顺应的带有共性的六大潮流,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化)和民主与法治化。 中国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走向共和”,共和绝对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形式上的所谓民主,也绝对不是只说有白纸黑字的法律文本的所谓法治,它是在民主和法治结合之下,要以社会代价最少、最低的方式寻求社会成员凝聚“最大公约数”的可持续机制,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发展,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当年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里我们必须把握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已经有望大踏步跟上时代的进程中,未来几十年锁定的中国梦,就是要历史性地完成从工业革命以后明显落伍,积贫积弱,被动挨打,一直走到现在的现代化和平崛起,实现中国梦也是融合人类文明更好、更高境界的世界梦,是要实现领导人所说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方面的共赢的发展。 这也正是中国现在方方面面追求我们发展过程中哲理上应该把握好的主线。中美之间也是这样,我前面已强调大家在一个产业链里,跟当年冷战局面有巨大的差异。当年美苏各领一个产业链,滑向冷战有它的经济基础,现在共享经济在全球发展不可阻挡,二战以后的核威慑,又不断告诉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中美说到底,没有更好的选择,是要在和平情况下处理双方间的摩擦,哪怕摩擦一度表现为升级的状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之中,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我想非常简单勾画一下,两大维度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逆转式的变化,原来高举全球化旗帜的美欧,跟着他们的发达经济体,都有重要的变化,特别是从美欧开始有逆全球化的表现,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极端主义,还有与其之间形成综合效应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这些东西,给人的感受是后起的发展中经济体还在高举全球化旗帜,高调倡导消除贸易壁垒,而走在前面的发达经济体,调门却变成另一侧,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给人留下严重的不良印象。 另一个方面,国内矛盾的累积和外部冲击交织,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挑战和压力,而且还在强化,我们的发展阶段转变,和矛盾凸显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运行中一系列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中央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真正发掘出来,是带有严峻挑战性质的,我们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之间的博弈已经非常明确,这些年大家的感受是有这么多改革文件,甚至看都看不过来,实际推进过程中却步履维艰。 中央最新的一些文件,要求在在基层消除形式主义,而真正让基层的干部勇于担当,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近乎凝固态的基层状态。有这么多的改革文件,但是一线同志往往感觉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谈何大胆试大胆闯?创新没有了弹性空间。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它。 在国内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方面非常紧迫,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格局调整中,我们又感受到有压力,似乎处理不好的话,中国就要被边缘化,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双重挑战。 时间关系,这里不允许我展开说要讨论的很多重大问题,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在今天谈到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基础上,再往前展望,还是要在哲理层面上我愿特别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变化中没有变”的共性认识之下,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平崛起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主线。 对这个战略主线我们怎么牢牢把握好,这是中国人要深刻思考,在实际生活中寻求方方面面的基本共识、形成合力来推进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比如中美之间,要寻求在有理有利有节的一系列要领下“斗而不破”,在我们中国内部多元化的诉求、方方面面矛盾互撞的过程中,我们要“走向共和”式寻求最大公约数,一些改革的硬骨头,必须是按照走法治化的道路,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方式去推出解决方案。 就像这一轮大家又注意到热起来、但实际推行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的房地产税,有这么多的看法,在网上有这么多轮的热议,人们继续这样在网上宣泄情绪、表达观点,其价值已经非常有限。我们能不能走进一个真正“税收法定”的轨道,在这个税收法定的轨道上我们走程序,使各派观点的代表人物,在听证会上不光讲自己的思路和主张,而且要讲你的思路主张、设计方案,这些观点是有什么样的论据,这些论据你能不能充分理性地有说服力地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在我们国内和对外部世界都应该寻求这样一种尽可能把握理性要素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展,我们中国的促成和谐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争取共赢、共同发展,这个融合中间就是实质性的文明进步。这也正是中国和世界的希望之所在。 我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ag8平台网站[详情]

张承惠:选派京沪参与营商环境评比,这有普遍性吗?
张承惠:选派京沪参与营商环境评比,这有普遍性吗?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张承惠出席并演讲。 张承惠表示,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消除目前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仍然没有处理好,未来需要大幅度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的干预,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性的干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的非常好,要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还要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创造良好的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去年中国参加全球的营商环境的排名,选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把北京、上海的营商环境拿到国际上和190个经济体比较之后,中国的排位从78位上升到46位,上升得非常快,但是北京、上海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呢?”,她说。 以下为演讲摘编: 张承惠:关于中国经济形势,我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谈几点看法。 第一,总体判断经济形势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去年年初大家对2018年都非常乐观,到了年底对2019年又非常悲观。在去年底今年初我就认为2018年的经济形势可能比数字表现出来的要差,但是2019年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比大家都认为的要好。 最近我发现风向又开始变了,对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乐观的情绪又开始占上风,刚才有发言嘉宾介绍,包括国际组织、国内智库对今年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看好。,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是既不乐观,也不悲观;有压力,有希望。这不是中庸之道,我通过一些事实,特别是调研来证明上述判断。 对今年的经济形势来说,有一些正面因素,也有一些负面因素。首先,中美之间达成协议是大概率的,这不是我现在说的,我今年年初就说,中美之间百分之九十几的是可能会达成协议,但是问题不在于中美贸易之间协议是否达成,问题在后面。 最近在一些地方调研,我发现特别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还是比较强的。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问问地方官员2019年经济形势怎么样,下行压力大不大。给我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有压力,但是并不是很悲观,因为内在的增长动力还是存在的。 近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实体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正在逐渐的发挥效应。还有一个刚才大家提到的货币政策,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货币政策的定调都是有弹性的。 负面因素也有一些,一个是内部需求不足,刚才周教授也提到了。而且企业绩效的提升压力还是加大的。我有一个排位在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始发起人朋友,我问他做上市公司年报的时候感觉今年情况怎么样?他觉得普遍感觉比去年要差,盈利情况比去年要差。另外还有地方财政压力。应该说特别是在减税降费之后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有些地方县级政府挪用中央补贴资金的现象非常普遍,量也比较大。 还有一个问题是潜在风险仍然较大。一个是金融市场,我们对外开放,和其他的一些政策调整可能会带来市场波动,二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现在也在上升,中小城商行、农商行的风险在上升。三是猪瘟。回应一下潘首席的观点,猪瘟这个问题也是我近期在一家农业保险公司了解的情况,他们猪的赔付95%以上都是猪瘟。四是,WTO的规则修订,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是更大的挑战,甚至比中美贸易争端挑战更大。短期来说,既不盲目乐观也不悲观,我们有压力,但还是有希望的。 第二,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长期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仍然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的消费结构正在转换,但是传统的供给结构不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只能提供一些中低端的产品。 刚才周教授提到要通过增加收入来扩大需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样提升供给的质量,提升供给的效率来引导需求,创造需求,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没解决,只能提供中低端产品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中低端的恶性竞争,而且形成不少僵尸企业。同时,随着服务型需求的上升,在养老、医疗、教育、文化、旅游等等方面需求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在这些领域又存在着垄断和过度管制,最终阻碍了供给能力的提升。 最近这几年在防风险的过程中有不少是通过行政性的手段来控制风险的,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但是行政性手段在某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效率提升。从中长期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很高的效率,一定会影响国家竞争力,也一定会影响中长期的防风险能力的。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由于需求不足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导致的。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等等等等。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消除目前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仍然没有处理好,未来需要大幅度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的干预,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性的干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的非常好,要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还要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创造良好的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去年中国参加全球的营商环境的排名,选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把北京、上海的营商环境拿到国际上和190个经济体比较之后,中国的排位从78位上升到46位,上升得非常快,但是北京、上海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呢? 下面这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其实在中央经济工作会在十九大报告,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等等都已经体现了,关键是怎么样落实,特别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怎么样真正的破除部门利益,真正的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改革工作。谢谢各位。[详情]

伍戈:预测2019中国经济将温和反转
伍戈:预测2019中国经济将温和反转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出席并演讲。 展望2019年,伍戈认为,杠杆率可能会有温和的变化,是在过去强烈去杠杆情况下现在总体杠杆趋稳甚至边际抬升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杠杆率的变化下,我们能预期到整个2019年国民经济可能不会是一个V型反转,而是一个温和反转。我想这对我们宏观或者资产配置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以下为演讲摘编: 伍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过去一段时间,不管是金融业,还是关注宏观的朋友们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就是“杠杆”。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也明确的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杠杆”这个词用得非常广泛,不光是我们看到在实体领域,最近我们也看到在金融领域也娄星所谓“去杠杆”这个词,宏观角度而言,“杠杆”这个词并不复杂,在宏观领域而言我们把它理解为全社会的债务除以我们的GDP,微观主体而言,杠杆更多的是资产和负债的一个概念。 杠杆的问题,我们在很多宏观的研究中,包括我们过去在学习的教科书中,我们很少提杠杆,因为“杠杆”这个词,甚至“债务”这个词是没有放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曾几何时杠杆成了整个宏观政策的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这在各国的实践中我们是没太看到过的。但是存在即合理,有很多合理的因素,在过去的几年时间我们能够看得到整个宏观杠杆,包括去杠杆的过程中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特别是包括金融市场的走势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时过境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四季度开始,中央政治局会议“去杠杆”三个字从他们公报中已经去掉了。所以,现在目前整个市场或整个经济也发生了在杠杆层面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是什么,未来走向何方,对我们经济和市场什么影响,这是我今天前面用15分钟的时间和大家分享的议题。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货币是比较紧缩的,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房贷利率在四季度有了变化,但在此前我们看到整个银行间市场利率也好,贷款利率都是向上的,客观上讲银根的紧缩对杠杆的扩张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的。所以,我们这张图可以很清楚的表达当银根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对我们整个企业,整个经济体债务杠杆事实上是有约束的。 问题是这种约束我们看到随着利率的不断抬升,在现实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大的一些问题。我们发现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包括房贷利率、信贷利率变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确确实实我们的名义GDP在不断的出现往下的趋势。客观上讲,如果没有过去两年的去杠杆,或许周围的经济和全球经济同步复苏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比较高的债务的约束,使得我们进行一些去杠杆的措施。去杠杆的措施我们确实把杠杆率得到一个有效抑制,事实上它的影响对杠杆率的分母,包括名义GDP客观上产生了影响。 与此同时,杠杆率分子我们觉得也产生了影响。比如我们看到在去年以来,整个信用债的违约或者债券市场违约的概率也在不断加大,客观上讲靠单方的货币或者银根的变化来抑制杠杆的话,客观上讲是对我们整个宏观,不管是经济增长,还是债务和债券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 我们看全球的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到杠杆率这个东西古今中外要上去比较容易,但是真正要下来很困难,为什么上去容易下来很难?原因或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每个人在借债务的时候总是期待着我们下一期会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或者下一期劳动生产率会高于上一期。所以,我才能大胆的借债。但事实上我们的结果或者我们看到的结果未必是完全这样,我们看到现在是借了,但是未来本预期的投资回报很高,不知道什么原因反而投资回报率越低,债务不断累积。客观上讲,过去十几年全球都面临着一个很深重的问题,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不光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对中国而言,更多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比如我们看到中国杠杆率之所以起来在很大程度上看分母,杠杆率如果要做小,最明显的是把分子做小,分母做大。做大的过程中,我们如果要把分子五做小,当年这个债务是怎么起来的?很可能是国企的杠杆率比较高,或者软预算约束有关,或者地方政府债务比较高或许与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有关。当然,可以由众多的方式让债务变小。比如一些企业过去是借的债,我现在能不能债转股呢?当然,金融上有技术性的操作和方案。但是事实上执行下来有些东西可能还触及一些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的问题,一些更加复杂的问题。 如果看分母,我们知道GDP的上升,短期内与货币财政有关,但是从中期或者中长期的视角而言,GDP的变化不是那么容易,它与我们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劳动资本一系列有关。大家目睹了这么多与杠杆率深层次有关的问题,很少问题是与短期经济周期,逆周期调节,包括货币和财政相关的。所以,杠杆率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函数而言,客观上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在现阶段我更愿意把杠杆或者杠杆率的问题看作是当前实现我们国内所谓六个稳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个约束条件,而不是目标函数。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点有没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我们做宏观研究非常强调谁是目标函数,谁是约束条件。目标函数是我想实现的目标,而我实现目标会有个约束,我会现在既有的约束下求解最优的宏观目标的解,如果把目标和约束两者搞反就会引发很多很痛苦的问题。 客观上讲,在我们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内国内进行了如火如荼的供给侧改革,但是从国际大的背景而言,供给侧改革事实发生的背景是在全球经济一直向好的背景下。今年我们或许不会有那么幸运,虽然我们看到近期3月份的数据也还不错,但是要素或者外需的动能能不能持续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目前现有的不管国际组织的,还是华尔街的一致性预期,外需下降的动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外需动能趋弱情况下,国内很多的措施调整,包括杠杆率的变化也是可以预计得到。其实中国曾经出现过国内经济增速很好,但是国内杠杆并没有增加的结果。我们2002年到2007、2008年的时间,当时国内经济增速非常不错,与此同时国内杠杆率总体是稳中趋降的。为什么?是因为外需。2002、2003年加入WTO外需火爆,国内不需要加杠杆,不需要大的房产、基建整个经济也能起来。这个情况下杠杆率很低,但是与此同时经济很好的状况。 我们之所以回忆这段史实的目的是想表征在现在中国国内杠杆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外需相关的。当外需发生变化之后,可能国内的杠杆率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两年外需不错国内可以去杠杆,今年外需真的下来,国内可能去杠杆的步伐或者力度程度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是我们对2019您出口的判断,过去一年时间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关税,回过头来看,过去老美加了关税,关税当然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是影响有多大,量化未必那么大,美国贸易只占中国贸易的1/5多一点,我们回测2018年,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对贸易外需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有多大我们觉得也不需要太过于夸张,真正影响我们整个外需最主要的还是全球经济的大势,包括汇率的变化等等。 这种情况下,国外的外需遇到一些潜在问题时,我们在谈货币和财政刺激之前先要考虑国内自身的经济动能。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他遇到外界病毒侵袭,他如果有足够的抵抗力的话我们是可以抵御这样的冲击,即使用刺激用药,药刺激的力度是可以不那么大的。看国内经济动能的时候,我们现阶段和过去几年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确确实实处在债务和杠杆比较高的情况,但是如何客观真实的看待我们的杠杆,及其杠杆主体的负债能力,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当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时以人为镜,以铜为镜,以史为镜,或许能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处于哪个阶段。客观上讲中国的杠杆率,特别居民的杠杆率偏高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么比较我们觉得也应该科学,应该是大人和大人比,小孩和小孩比,不能把小孩和大人比。你进行比较的时候,一定要和当时和中国处在同样人均GDP阶段的国家比,或者同样人均GDP的国家,哪怕现在是发达国家,但是它的人均GDP当时和我们基本接近,我们列举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和我们现在人均GDP相似的阶段,看得出来中国居民杠杆这么高,但是也不是特别离谱,我们和主要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加拿大、韩国、美国、英国高于它,但是数量级总体还是在一个数量级上。 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知道居民杠杆率和债务相对比较高,现在大家更大新的是什么?现在一二线房地产,包括北京的房地产现在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市场已经开始逐步回暖,大家更担心的是三四线的房地产。与此同时,三四线也是过去两到三年棚改货币化刺激比较集中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三四线是不是比一二线的情况更严重,至少从居民负债和杠杆率情况下三四线债务压力是不是比较高或者完全达到了透支的情况?我们列举了很多有关居民债务的比例,衡量居民负债压力的图像,右图两列数据都表征一二线债务比GDP的比一二线的债务压力是高于三四线的。有时这种比较不合理,虽然看上去一二线负债很高,但是一二线居民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未来收入,这样债务高一点偿还能力强一点,我们又做了一个最左边的数据,就是所谓的偿债比例,居民还本付息的压力除以他人均的可支配收入,其实一二线城市的偿债的比率也是高于三四线。什么意思?举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一二线我们买一套房子要20年还清的话,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和未来的收入状况,其实三四线十年就还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压力客观比三四线大,大家说活在大城市很累,这句话是有数据支撑的。债务的压力一二线更大。更重要的是如果居民杠杆率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透支,我们就应该能看到在居民杠杆率增速快的地方,消费是受挤压的。这张宏观上而言,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在居民杠杆率增速比较快的地区它的消费低迷,反而这两者是略微正相关的关系,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对很多经济事物的理解,个体和微观的理解和我们宏观理解效果是不一样或者结论是不一样的。 举个简单例子,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悖论叫节俭悖论,每个微观主体勤俭节约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如果所有家庭都秉承这样美德大家都不消费或者审慎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坏的事情。所以,微观理解,在座的各位不管买房还是没有买房,不管上车还是没有上车,不管为自己买还是为儿女买只要与房子沾边我们都能感觉自己口袋钱包的趋紧,但是这种趋紧当然会抑制我们当前的消费,钱包趋紧我们肯定不会自己花一百块钱看所谓的电影,问题是宏观理解或许不是这样,微观看到居民债务上升对消费可能存在的挤压,宏观上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如果居民杠杆率在不断的攀升,或者保持一个良好的节奏攀升,它拉动了我们的房地产,拉动了GDP,从而使得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从而大家的消费会上升。所以,同样一个居民杠杆的上升,宏观、微观而言,对我们消费的影响其实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两个结论。一个是微观主体看到对消费的挤压,但是宏观上是一种拉动。所以,关键是当宏微观矛盾的时候,总体而言它的方向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 这张图大概率的能够感知宏观上的拉动作用,在现阶段而言依然大于对于微观上所谓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如果居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所谓透支状况我们够能看到在杠杆率比较高的,当利率政策发生边际变化的时候居民杠杆率就会出现钝化。客观上我们列举了日本、韩国现在居民杠杆更高的时候,利率对居民的逆周期调节依然是客观有效的。 上周发改委做了一个进一步推行城镇化放开户籍的制度安排,城镇化可能还在路上,刚才周教授也讲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城镇化率天然的与居民的杠杆率之间有一个,弥合这条线上,中国、德国、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城镇化率高的地方杠杆高。这是一个2017年面板数据,基于中国的时间序列,中国城镇化率进行,中国居民杠杆率的水平客观上还是往上的,城镇化率增速减缓,中国居民杠杆率增速可能会诱变剂上的减缓。 这样一种情况下,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说银行间市场宽松并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如果从图像而言这种判断我们觉得是有失偏颇的。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下降将近一年的时间,从去年11月份开始,房贷利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样客观上讲从历史的规律,我们居民的杠杆率是有支撑的。从红色的线来看,不管BIS的数据还是国家资产负债表居民杠杆率,去化的阶段已经终结,现在已经在企稳。 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觉得2019年房地产投资是寒冬,我们相信价格,我们相信市场的力量能够把房地产有一个企稳的动能支撑。 基建有很大的问题,很多融资平台有很大的债务,有很大的约束。但是客观上讲,大家如果看我们计算的政府的杠杆率,去年四季度开始,随着这些债券的发行,特别是今年一季度专项债破天荒的从1月份就开始发行,事实上居民和政府杠杆率增速也在企稳,也在边际抬升的过程。这种抬升如果我们外需下降,国内杠杆率边际抬升可能是应有之意。 有些文件似乎提了稳杠杆,但是稳杠杆客观上我们理解也不是杠杆保持一个直线,六个稳并不是数据就像一个人的心脏一样,事实上是有些边际的变化,这些边际的变化现在正在发生。当然,比较麻烦的是国企,去年下半年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有资产负债表的约束,使得这部分企业很难进一步加杠杆,杠杆也在去化。但是现在也有企业想办法规避国企资产负债表的约束,运用了很多的债转股的形式规避所谓的国资委对资产负债表的约束。 不管怎么样,站在杠杆的角度看宏观经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展望未来,国企杠杆率难以明显抬升,居民杠杆率随着房贷利率变化依然会有些微微的抬升。蓝色线代表社会的杠杆率,客观上讲,最糟糕的时候严重去化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在筑底,而且边际在修复抬升的过程,这会对我们宏观经济的企稳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有一点,这种宏观的帮助作用是在没有考虑外需的情况下,我们不清楚外需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变化,如果外需下降幅度很快的话,到时还得边走边瞧。 刚才用15分钟时间简单给大家汇报了一下基于杠杆的视角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过去和未来的一些想法。我的一个核心想表达的观点,对于杠杆率而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函数,短期内当然是可以,但是中长期而言确确实实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约束条件,因为古往今来,各国的杠杆率上来之后,由于种种的因,包括跨期选择或者跨期投资回报率不如预期的原因,更重要的基于中国现有情况,中国杠杆率的上升或者过去的上升有很多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相关,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逆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完全能够解决。在这样一种思路下,我们进一步观察了包括国内,外需可能面临下行压力下,国内居民或者企业包括政府杠杆率的边际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大家都讨论居民杠杆的上升,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居民的杠杆率上升在短周期,从长期而言更多的是与城镇化很多长远经济结构的目标是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杠杆率不管是短期还是中长期都有微微上升的可能性或者潜力。与此同时,国企确实面临着比较强的资产负债约束,但是逆周期调节之下,政府杠杆率边际的抬升过程中。 展望2019年,整个杠杆率可能会有一个温和的变化,是在过去强烈去杠杆情况下现在总体杠杆趋稳甚至边际抬升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杠杆率的变化下,我们能预期到整个2019年国民经济可能不会是一个V型反转,而是一个温和反转。我想这对我们宏观或者资产配置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谢谢大家。ag8平台网站[详情]

潘向东:A股这轮行情会否“始于猪,卒于猪”
潘向东:A股这轮行情会否“始于猪,卒于猪”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出席并演讲。 潘向东认为,假若现在还去探讨牛市有没有开始,除了锻炼口才和赚点击率,对投资者而言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样的探讨和思考应该是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以下为演讲摘编: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上午好! 刚才周老师讲到要谨慎提“去工业化”,我也有同感,过去我们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下一步我们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内需,然后再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我们老是觉得我们经济体规模是全球第二,其实我们的人均GDP才达到美国的15%,增长空间还很大,不要老看总量,更应该关注人均,老百姓的人均工业品消费量还很低,工业化都还没完成。我们作经济判断不能老盯着“北上深”为代表的三亿中产消费升级,更应该关注十亿中低收入人群如何走向中产。 因为在投资银行工作,我的相对优势是比在座的各位专家更关注资产配置,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所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和资本市场问题。 资本市场的春天其实去年已经开始了,只是因为大家更多是关注股市,没有关注债市。去年年初流动性边际变化,债市就已经开始走牛。到去年十月,随着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全面转暖,股市已经开始企稳。 去年四季度因为投资者在过去的熊市伤害中“心有余悸”,再叠加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所以市场走得很纠结。春节后A股出现快速上涨,投资者的热度已经比较高了。假若现在还去探讨牛市有没有开始,除了锻炼口才和赚点击率,对投资者而言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样的探讨和思考应该是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作为投资者,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未来有没有外力,或者说是风险,终止这轮行情或者说会让这轮行情产生较大调整。假若没有,那么这个被激活的市场就会一直延续这种热度,直到“非理性繁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狂热,让所有的参与方最后都害怕。 我是2008年来到投资银行,参加工作,这十年来,我们的股市运行出现拐点都与重大宏观政策密切相关。2005年启动股份制改革,叠加了经济的向好,股市开启了牛市,但随着2007年下半年物价增速的上升,大家对通胀开始担忧,2007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08年将进行宏观调控,收紧货币。所以,那一轮牛市的顶部就出现在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前后。当然,2008年后来出现了海外的危机,但2008年上半年我们确实在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随着2008年四季度中央大力度的反周期政策推出,股市开启了牛市,一直运行到了2010年11月,当时由于经济向好导致物价开始攀升,201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定调2011年要进行宏观调控,记得当时总理一句话,对地方的融资平台要“连根带泥地拔出来”,A股的行情就此终止。2012年我们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创新,融资加杠杆就是那个时候开启的,股市随之也迎来了春天,这一春天当然是提升估值的春天。由于开启了可以融资加杠杆的“魔盒”,股市狂热一发不可收,终于监管当局在2015年6月底“忍无可忍”,踩了急刹车,导致那轮行情结束。 我们都知道这轮A股行情的起来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经济的企稳或回升,而是归功于去年十月以来流动性的宽裕和政策的转暖。政策的转暖不仅仅是我们的货币政策,还包括我们的监管政策。这样两大合力导致市场上涨,也就市场上投资者所说的是流动性和政策合力促使估值提升,而不是企业盈利的改善。 只要经济不出现大幅跳水,那么能改变当前股市向上运行的外力目前来看主要有:其一,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目前来看这个风险很小,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进展相对顺利;其二就是监管政策变化,目前来看这个风险也比较小,因为股市刚刚回暖,还远没有像2015年那样疯狂倒逼监管出手,现在监管当局还在呵护市场的发展;其三就是货币政策出现变化,目前来看,要使货币政策出现变化,除非通胀大幅抬头。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出现通胀大幅抬头。 近期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近一、两个月来一有机会,我就去外面草根调研或者电话调研养猪的上市公司、养猪的非上市公司、养猪专家、疫苗专家、地方政府、饲料企业、食品企业等,今天借此机会也与大家做一个分享。对于经济的运行我不做过多的评述,待会儿还有一些经济专家会作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这一轮猪周期已经启动,未来对我们价格的影响可能会超出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全球整个猪肉消费量和供应量是1.1亿吨左右,其中我们的生产量大概是5200万吨左右,消费量大概是5400万吨左右,其实我们是要靠部分进口来平抑消费和供给的平衡。 我们的消费量和供给量占了全球的50%,为什么说这个数?这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讲我们猪肉问题的时候就会说,假若价格上涨,我们可以通过向美国进口来平抑,真是这样吗?美国的生产量大概是1100万吨,它的消费量占全球的8%多,也就是900万吨左右,它能出口200万吨。假如一个占了全球50%的市场受到一个像过去普通猪周期一样的冲击,这种冲击是不大的,应该是可以通过加大进口平抑一部分。但假若这个生产市场受到强大的冲击,那么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内的食品价格,还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食品价格。我们一季度进口了美国的猪肉大概是14.28万吨,美国猪肉期货价格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涨了50%。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我们的供给到底受到了多大影响。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去产能化,过去由于环保的一些要求,我们把一些中小型的猪场几乎淘汰了,以前大家印象中农村很多人家里养猪,但是由于环保的要求,慢慢地那些猪圈都全部关门了。但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个“非洲猪瘟”的叠加。为什么叫“非洲猪瘟”?是因为1921年此类型猪瘟产生于肯尼亚,从非洲走向了欧洲。 为什么“非洲猪瘟”影响这么大?我们现在进口猪肉,不可能再是猪的进口,然后在消费地扑杀(只有广东人和香港人有这爱好,喜欢热肉消费),现在都是进口经过了低温处理的猪肉,按照正常情况下,低温处理之后病毒应该都全部杀死了,病毒只有在适度的温度下存活率才很强,在一个高温或者低温环境下病毒都会被杀掉,但是“非洲猪瘟”病毒存活能力非常强,在低温环境下也能存活,所以,“非洲猪瘟”就通过猪肉进口带到了中国,去年7月在辽宁发生了第一例,传染性特强。 我们草根调研了解到,因为当时对“非洲猪瘟”的传染途径了解不足,一个地方发现了“非洲猪瘟”,那么周围两公里范围内的猪都将全部进行捕杀,因为担心猪瘟是通过呼吸传染。当然后来知道它是通过接触传染,那么后来发现“非洲猪瘟”就改用定点清除。捕杀的结果,当然这是依据我们草根调研,根据行业内的养殖主的介绍,东北大概损耗了50%—60%,我们的养猪大省山东和河南大概损耗了35%—40%(农业农村部官方公布的调研能繁母猪降幅平均也达到30%以上)。去年南方都还很好,通过发病区禁运的方式,“非洲猪瘟”没有带到南方,但是后来春节的时候由于北车南往,南车北往,这一接触性传染的病毒在今年春节左右传到了南方,现在江西、湖北、广东的损耗也有15%-20%。4月7号西藏也通告发现了“非洲猪瘟”,也就是目前中国内地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非洲猪瘟。 1921年以来都没有“非洲猪瘟”的疫苗,但并不意味着未来我们研究不出疫苗。因为以前爆发“非洲猪瘟”的都不是生产生猪的大国。所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那些国家并没有多大的动力去研发疫苗。但是就我们来说,有五千多万吨的年生产量,是完完全全有动力生产疫苗的,这个市场空间巨大。但是我们去调研时,了解到生猪养殖户都建议不要生产“非洲猪瘟”疫苗。为什么?他们认为假如这个疫苗一旦生产出来,整个养猪行业的损耗至少就有20%,因为打疫苗也就意味着“非洲猪瘟”病毒在猪圈里生根了,生根了就会有损耗。这是对我过去看法的一个颠覆。我过去觉得有疫苗不就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是,一旦有疫苗,意味着“非洲猪瘟”在所有地方都将生根,生根就将带来养猪的损耗,这个损耗大概就提升成本20%。养猪企业认为,现在只要大家能做到努力防控,带来的成本损耗应该可以降到20%以下。 从草根的调研来看,去年以来养猪行业的这个损耗大概有30%左右,这是去年到今年我们跟一些养猪行业人士了解到的(从全国规模饲料企业监测数据来看,2019年2月猪饲料产量同比下降23%,仔猪饲料和母猪饲料产量同比下降30.6%和38.4%)。当然,这是最乐观的预计,也有些饲料企业说可能有40%的损耗。为什么这很难统计?这次调研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包括南方,一些地方发现了“非洲猪瘟”当地是不上报的,发现了之后就随即处理了。这就为我们对未来的供给量的变化提供了很大的变数。为什么不上报?因为一个地方发现了“非洲猪瘟”,上一级政府就要追究责任。这样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会隐瞒“非洲猪瘟”的发病情况。本来国家农业农村部为了保证养殖户的积极性,对出现“非洲猪瘟”的养猪户会进行补贴,有补贴养殖户的亏损就会少一些,就会有积极性继续投产,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担心要追责不让上报,那么养殖户就拿不到相应的补贴,大家试想一下,那养殖户还有积极性养猪吗?这样的结果就是下一步的供给会进一步减少。所以,实际的损耗可能比公布的要大,未来的供给扩张周期会进一步拉长。 就按照我们最乐观的一个预计,损耗是30%左右,我们是五千多万吨产量,产量一下减少了一千多万吨,美国全年的产量也就是1100万吨,缺口这么大,谁有能力来补?2017年全球的猪肉贸易总量才800万吨左右。大家都说3月份的猪肉价格在涨,我们看CPI增速确实在回升,包括最近已起来的债券市场都在承压,大家对通货膨胀压力就已经开始在预期了。但是近期调研了解的结果,预计猪肉价格6月下旬到7月上旬就会开始真正大幅上涨。为什么?因为这与各地组织对生猪屠宰企业也进行全面清理有关。近段时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屠宰环节非洲猪瘟监测工作的通知,屠宰企业在7月1号之前完成自检,所以屠宰企业冻库猪肉近期集中投放到市场造成猪肉价格短期内还没有出现上涨。但是一旦把这个冻库猪肉消化完,供给的缺口就直接产生了。有的投行预测我们猪肉价格会涨50%,农业农村部有个官宣说我们今年猪肉价格会涨80%(源自3月11号农博网)。但是到底涨多少,缺口这么大,谁都没谱。为什么?它是个动态的。也许猪肉价格涨了大家消费会减少,它会寻找这个平衡,也许“非洲猪瘟”继续蔓延,导致这个缺口更大。所以,到底涨多少,对于这一动态过程谁也很难预测。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缺口有这么大,想通过进口弥补也弥补不了。与此同时,现在“非洲猪瘟”也已经开始传到了越南,预计会传到东南亚其他的地方。所以,产能缺口这么大情况下,未来猪肉价格怎么走,我是很难作一个判断。 假如以农业农村部的80%为基准,我们猪肉价格在CPI中的权重占了2.8%,食品价格占CPI权重是29%,按这个测算,叠加油价的回升,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我们的CPI增速可能就奔4%了。而且这一轮“非洲猪瘟”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时间长,因为这一轮猪瘟导致种猪和母猪大幅减少,要培养它们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美国投产的时间更长,他们要从建猪圈开始规划论证。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政策还能不能像今年一季度一样大量的宽松放货币出来,这是个问题。一旦这个方面受到制约的话,对我们整个资产配置的影响就出来了。 大家也许会说既然是由于猪肉引起的,即便引起通胀也是结构性通胀,而且货币政策收紧也解决不了猪肉的供给问题,为什么货币政策要改变呢? 大家想,猪肉价格一变化,牛羊肉价格会不会变化?鸡肉价格会不会变化?鸡蛋价格会不会?餐饮业价格会不会变化?一路传导下来,整个CPI增速上涨,由于供给端的变化,会不会大家所有的物价预期发生变化?上一轮供给侧改革的时候,由于供给端的减少,我们2017年的PPI是两位数的增长,当然我们的货币政策可以不考虑PPI,但是CPI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即便它不进行一个大的货币政策的调头操作,至少年初我们投资银行预计的货币政策未来降息的空间,因为价格的上涨,估计未来的可能性也不大了。所以,它对资产市场的影响还是会有的,特别是债券市场。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关于货币政策的担忧,也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资产配置未来的一个风险点。当然,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这一轮行情去年8月从猪板块起来的,最后“卒于猪”,恰好今年又是猪年。当然现在说这些对A股市场来说还有点早,毕竟猪肉价格还没有大涨呢。但债市还是需要做好风险防范的准备。 借此机会说这些是希望大家都呼吁呼吁,农业农村部也好,我们决策部门也好,现在可以做一些筹划,去大力扶持养猪行业的产能。别因为下半年猪肉价格的上涨带来结构性的通胀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货币政策,也影响到我们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这才是这次给大家讲讲猪周期的初衷。谢谢大家![详情]

周天勇:居民收入快于GDP1.8个百分点才能实现调结构
周天勇:居民收入快于GDP1.8个百分点才能实现调结构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出席并演讲。 周天勇认为,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结束了,稳增长面临国内消费需求拉上不来,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周天勇分析,2018年按照数据算居民收入占GDP比例43.67%,消费占GDP的比例30.94%。国际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60-70%,我们至少相差了16个百分点。国际上GDP消费比例一般在50%-60%,我们至少偏差了19个百分点。 而分析GDP的内容来看,政府分掉的太多,金融分掉的太多。“现在国民经济负债率如果是270%,可能就有250万亿元债务,6%的利息每年要付15万亿的利息,我们新增的GDP一年才有多少?现在看国营企业,不破产一批不行了。因为破产清算,工厂机器还在,但是债务归零了,重新再启动。对经济增长有利”。 “GDP产出结构中,要么是钱赚钱的泡沫,要么就是基建,没有形成消费品与居民收入,以及优质服能力消费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周天勇表示。 周天勇呼吁,要摒弃建筑物和扩大城市面积的城市化,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花大力气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劳动工资和居民收入要快于GDP同步增长”。 “我们最近做了个课题,居民收入一定要快于GDP1.8个百分点,直到2035年才能把结构扭转到标准结构上。所以,居民收入增长一定要快于GDP增长”,他建议,“实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再加上几年到2035年再翻半翻才能把结构扭过来。从扭转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入手,扭转GDP的建设、泡沫、过剩等结构,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以下为演讲摘编: 周天勇:我觉得稳增长现在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国内消费需求拉上不来,我认为还有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出口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35.36%,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18.24%了,已经降了一半了,也就是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一直在下行。实际上美国的贸易战达成协议以后,它要求你加大它的进口,减少对它的出口。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占到整个出口的18%左右。前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谋求中国市场,向中国出口产品。美国谈判大豆,原来它是能源消费国,现在要给中国出口能源,还有出口制成品。制成品到你的市场你还得用你国内的消费需求能力消化平衡。 还有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他们用中国过去成功的办法,转移剩余劳动力,引进制造业,引进资金,引进技术,把这些产品制造出来,出口给欧美,挤占中国原来的市场。也就是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后挤压,我们出口导向的那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结束了。贸易协定以后对我们经济会产生一个利好,但是你从需求上来看,实质是一个挤压,你要消化进口的这些产品。 未来不得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为什么呢?我们2018年的产能利用率76%,工业产能过剩11.24万亿。如果未来出口相对收缩,进口相对加大,国民经济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会更大。他要让你进口一些过来,你的出口减少,你这个产能过剩这么大,产能过剩供给大于需求意味着往下走,经济学上讲叫衰退,关键能不能解决11.24万亿的产能过剩,它这个局面不改的话你老要去产能,老要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实现常态化。 另外,投资需求被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及负债率所困。前几年政府大量借债拉动投资需求,但现在不行了。 还有一个中国经济学界非常忽视的问题,投资中劳动报酬转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40%,原来修个铁路,那时没高铁,现在公路和铁路下降到15%,原来打隧道钢筋、雷管、炸药,把土一车车拉出来,现在都是盾构机,原来这些人拉土挣了工资拿了钱回家,让夫人到商店买化妆品,现在盾构机也不化妆,也不吃馒头。所以,有一部分不能到商店里把工业制成品变成一个循环经济。房地产现在变到25%了,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大概40%,最高45%。所以,我们学凯恩斯的经济学,当时让人们去挖路,他们失业了,政府发钱让他们挖路,但是那时是人挖的,现在发钱也没用了,机器挖路。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投资需求被政府的财政状况负债率所困。第二,投资的消费转化率。这两个明显摆在我们前面了。 另外,劳动年龄人口收缩,按工资收入规模在相对收缩,老龄化收入消费率低,就是最后看病花点钱,未来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压力也需要对冲。结论是我们不得不扩大消费,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些数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非金融交易资金流量表,住户部门的劳动报酬385191万元,占到GDP的51%,我似乎感觉这个数字可能有误,我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 2016年,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是12万亿元,进城农民工的工资按照监测报告,一般农民工干十个月,他的年工资是35720元,总额是6万亿元,城镇其他六千多万人。收入39000亿。农民有一个问题,他农业的增加值得减掉土地流转的地租和贷款的利息,就是劳动报酬。减了以后才39000亿,农民将近两亿的劳动力,说明农民种地不赚钱。农村农民工的工资在检测报告上有,年工资乘以人数,劳动报酬总额33542亿元。农村其他,一个月挣三千块钱,一年三万,那就一万多亿,全部劳动报酬加起来27万亿元,比上2016年GDP总量为25%。我觉得我算的是对的。这个表的意思我想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过低。 第二,2016年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还是国家统计局非金融,2017年没算,没有这个表,只能用2016年的。2016年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是61%,这和国际上标准是一致的,国际标准一般是60%-70%。后来我按它的另一组数据,我把年中数,年底数和年中数相加除2,算了一个年中城镇户籍人口,最后算出来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37000多元,乘上的人数是21万亿元多。城镇非户籍居民,出来打工的,还有工商业者,还有没户口的一些人,这些人的可支配收入22900元,乘上人数为36000多亿元。农村常住人口5.8亿,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6元,大概是7万亿。乘下来全部加起来居民收入总规模是32万亿元。为2016年GDP的44%,居民消费支出在统计局的数据上有,占GDP的比例2016年为39.43%。但是,这两个数据是测算的,我计算的居民总的消费,是人均消费支出乘以总人口就是23万亿。居民消费在2016年只占GDP的31%。这比国外大多数国家的数据基本要低20个百分点。 2018年按照数据算居民收入占GDP比例43.67%,消费占GDP的比例30.94%。国际上居民收入与消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60-70%,我们至少相差了16个百分点。国际上GDP消费比例一般在50%-60%,我们至少偏差了19个百分点。分析GDP的内容来看,政府分掉的太多,金融分掉的太多,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负债率如果是270%,可能就有250万亿元债务,6%的利息每年要付15万亿的利息,我们新增的GDP一年才有多少?现在看国营企业,不破产一批不行了。因为破产清算,工厂机器还在,但是债务归零了,重新再启动。对经济增长有利。 现在要说明什么?GDP产出结构中,要么是钱赚钱的泡沫,要么就是基建,没有形成消费品与居民收入,以及优质服能力消费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拿数据说话。 2018年底城镇户籍居民比率只有43%,常住人口59%,,常住人口有大一部分,并没有成为市民,务工结束还是回农村。城市化还没完成。实际上大概两亿多人中有一亿七八都是在这儿常住,打了个工,六个月、七个月以后回家了。2017年农业劳动生产率 29000多元,非农业的是13万多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生产率的差在1:4.51。日本、韩国这些数据没那么高,现在他们的数据差是2。这个压力差是很大的,说明农业劳动力往非农业转移的经济压力差非常大,但是现在人口和劳动力转移放缓了。城市、制造业开始排斥普通劳动力。城镇户籍居民的收入与农村常住居民收入差是3倍,这个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国际上日本、韩国、东亚,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压力差这么大时正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候。 低收入人口工业品需要还没有满足。42.47%的城镇户籍居民消费了60%的消费品和服务,40.95%的农村长住居民只消费了25%的工业品和服务。你说他们家里装修得挺好?耐用消费品挺好?住宅是不是很舒服?工业品买了吗?一万多元收入的那5亿6千万农民,没有满足。所以,现在新闻舆论上说消费降级了,这个降级无从谈起,不存在什么降级问题,关键是农民的收入不行,消费还没有达级。从城乡消费差距和农村巨额人口的消费水平看,工业化没完成。我觉得你这个路子还远着呢,只是他的钱不足买你东西。本来不应该有那么多过剩。 最后的结论,摒弃建筑物和扩大城市面积这种方式的城市化,要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你得让人进来,留下来,教育要满足,社保、养老、医疗,还有他的住房住得起,不应当提去工业化,很多人的工业品都没满足,经济结构要升级,服务业要快速提升,我觉得这些言论可能有误。城市化水平户籍才43%,经济学上讲城市化的水平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关性非常高。你的城市化人口户籍水平才那么点儿,你说你快速要服务业化,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我们已经到了去工业化的阶段,一定要慎重。可能要老老实实完成你的工业化,完成你的城市化,把这个路走完。 花大力气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劳动工资和居民收入要快于GDP同步增长。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这个结构永远调不过来。已经扭曲成这样了,你说它不同步增长怎么够扭过来?我们最近做了个课题,居民收入一定要快于GDP1.8个百分点,直到2035年才能把结构扭转到标准结构上。所以,居民收入增长一定要快于GDP增长。我认为要实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再加上几年到2035年再翻半翻才能把结构扭过来。从扭转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入手,扭转GDP的建设、泡沫、过剩等结构,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最后我们创造一个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环境,消除生产过剩,支撑住经济稳定地实现中高速的增长。 我今天讲的不一定对,讲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详情]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主持论坛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主持论坛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出席并主持论坛。[详情]

贾康:改革正处博弈之中 须鼓励一线大胆试大胆闯
贾康:改革正处博弈之中 须鼓励一线大胆试大胆闯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出席并发表演讲。 贾康认为,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有两大维度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逆转式的变化,另一个方面是国内矛盾的累积和外部冲击交织,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挑战和压力,而且还在强化。 贾康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掘是带有严峻挑战性质的,“我们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之间的博弈已经非常明确,这些年大家的感受是有这么多改革文件,甚至看都看不过来,实际推进过程中却步履维艰”。 “中央最新的一些文件,要求在在基层消除形式主义,而真正让基层的干部勇于担当,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近乎凝固态的基层状态。有这么多的改革文件,但是一线同志往往感觉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谈何大胆试大胆闯?创新没有了弹性空间。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它”,贾康认为。 以下为演讲摘编: 贾康:尊敬的到会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研讨会,还是秉承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一贯的宗旨,是以一个独立智库的平台来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力求我们在一些相关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上能够得到必要的基础理论的支撑,同时,能够力求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来形成一些中肯的、有深度的、当然也是探讨性的意见和看法,而力求体现建设性。我借致辞的环节,在欢迎各位到来的同时,也想先简要谈一下自己怎么认识当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在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要在追求“强起来”的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的推进,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在掌握好在宏观调控必要的匹配之下,把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制度建设衔接在一起。 在2018-2019年的时间段上,贯彻十九大精神,从短期看到中长期,衔接我们推进现代化战略里面的基本诉求,在态势上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本来有一个2018-2019在中国经济引领新常态过程中,很有希望完成的宏观经济阶段转换“L”型的确认。本来是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从GDP增速曲线来看一直演变到2018年的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基本的指标(就是反映经济景气和繁荣程度的GDP增长速度),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里运行,在12个季度之久的平台状的运行,其实已经中期化了,如果没有不期而至的所谓贸易摩擦升级的话,本来应该乘势完成这样一个“L”型转换的确认。 而我们在观察者的定位上来评价的话,这个“L”型转换确认,其实也就是中央所运用的“新常态”表述。“新”就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这个中等收入阶段的确认,可以以2010年出现两位数高增长的年度来表达,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四千美元,稳稳坐在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个阵营之内),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和其他的经济体大同小异,在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势必要经受一个增长速度往下调整的过程,要告别过去经济起飞和粗放高速增长阶段的高速度特征,高速度势必要转为中高速。 这个“新”是非常明确的,而所追求的“常”,我们的认识是一定要在这个阶段转换中把中国必须坚持的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结合在一起,实现以结构优化所支撑的高质量的发展。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应该落在一个中高速的,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状态上,这就“常”了。 这个追求在我前面所说到的2018年到2019年,本来应该能够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又有不期而至的影响重大的外部压力,再和内部过去一直存在的所谓“矛盾凸显”交织,使这样一个运行平台状态向下突破。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已经看到了,贸易摩擦升级所带来的冲击和引发的市场预期变为不良状态,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的局面,交织而成了2018年下半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落到了6.6%,突破了原来6.7%以上的平台状的底线,而四季度报出来是6.4%,这样全年是6.6%,虽然仍然达到了年度6.5%左右这样一个规划性、引导性的增长目标,但是我们要重新考虑的就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下一步的演变。 如果做一个评价,我们愿意说,在2018年二季度一直到三季度,在市场预期明显变坏、决策层也意识到必须做一系列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一个主题词。那时最有影响力、现在还在延续的中美贸易摩擦,必须通过谈判去寻求一个有可能缓和紧张局面的结果,但一直是阴晴不定。到了三四季度以后,陆续有较积极的一些信号和消息传来。 当下,大家都知道,人们都在密切跟踪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没有达到原来所说的3月底双方最高领导人来拍板的阶段性结果,我愿意把它称为带有妥协性质的阶段性平衡方案,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双方却你来我往、不断传来消息,说认识上有新的共识,在接近于可能达成的一个阶段性平衡结果方面,有新的进展。我们现在还处在这样一个演进的过程中。 如果从最近一段的时间发展态势来看,我觉得可以框架性地来形成这么一个认识:原来所称的“L”型转换虽然还没有确认,但从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争取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相对应的一些短期到中长期衔接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有了值得肯定的一些重要调整。 比如货币政策虽然仍称“稳健”,但实际落在“松紧适度”上,实际的政策要领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而财政政策继续积极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加力、增效等等,这样新的局面已经使中国经济在消除不确定性方面,从内生、内部的综合效应上来看,收敛了一些前段市场上不良的预期,消化了一些可能对我们不利的下行压力。 在未来的努力中,我们仍然要努力实现经过一定调整以后“L”型转换的确认,我们仍然是要在由“新”入“常”方面做积极的努力,争取在复杂局面下能够形成一个新常态概念下经济运行中由比较明显的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状态。 我想提到最新的一些进展:在今年一季度,大家继续关注、议论纷纷,而“稳预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使我们感受到市场上的氛围脱离“应激反应式”的非常悲观或者带有恐慌色彩的状态之后,最近一段时间,经济开始有望实现新的企稳,甚至在企稳之后有望再往后看高的种种信息,已传出来。 比如今天早上,我在电视上听到的消息:最近一个月,中国的外贸增长速度是10%以上;在前面几天,我们已经听到很多的综合分析判断,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把中国本年度的经济前景预测从原来的6.2%调升到6.3%。比较有影响的一些市场主体的研究机构,甚至有更乐观的看法,比如汇丰银行的研究团队认为,中国今年全年下来可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6.6%。这些见仁见智的看法中间所包含的,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描述,就是在收敛、消化不确定性中的一些不良预期和对冲不期而至的经济下行压力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引导市场主体更加理性地观察我们发展中的潜力怎么发挥,我们投资方面的机遇怎么把握。 在这方面比较有魄力的例子,也不妨援引一下2018年剑拔弩张、氛围最为严峻的时候,美国方面特斯拉的马斯克到了上海,和上海的市长正式签约,要在上海兴办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这是在下行中大家都看着似乎要往下继续出现下台阶的不良局面、甚至有人说会出现断崖式调整局面时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评价是什么呢?马斯克作为一个很有魄力的企业家,甚至被人称为“男神”式的人物(他做的不仅是新能源汽车,还有民用航天,在全球面前展示了超出官办航天的异乎寻常的突破式的成果,他也在积极推进升级换代的可以跟飞机速度相媲美的管道式的高速铁路方面的创新发展,等等)。他到上海做新能源汽车的工厂,是在他已经有一定积累、相对成熟的技术供给的支撑之下,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个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大手笔。 这个大手笔后面说明什么呢?其实全球的投资者一直在关注中国市场潜力。马斯克无非是认为在这样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阶段上,他可以在中国出手得到一个更好的对价。这是一个在中美虽然看起来进入一个矛盾摩擦的新阶段,两边曾经一度剑拔弩张,甚至提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情况下,人家断然出手,到这边来做产业布局,是在中美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中早有众多曹德旺们到美国跟着产能去投资(而且后来还有追加的投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美国方面的投资家到中国来所做的典型的重点投资案例。 这样一个案例在今年的两会上传出新的消息:进展非常顺利,投资当量是5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的一些生产线可望在几个月内就正式运营了。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至少在投资偏好上倾向于比较积极、比较有魄力的这些投资家们,他们是在积极观察,而且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种方式,掌握在中国本土上的投资机遇。 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投资者,对于我们企业市场人士来说,它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就宏观经济发展态势所做的看法,并不否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别无选择的,必须在不确定性面前认清和抓住自己的确定性,坚定不移地推进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开放,而且全面开放客观上必然会以“清理文件柜”的方式倒逼中国自己“啃硬骨头”的深化改革。 中国必须做的选择、必须把握的确定性,是可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下调动我们的潜力,对应于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我们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必须抓住的龙头因素,以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的有效制度供给,打开中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我们各种各样供给侧要素继续可发挥的巨大潜力空间。 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下我想简单再说一下,从当下往前看,从短期说到中期,再说到长期,我觉得有必要提及的一个基本认识思路。 在不确定性这方面,中国的决策层有高度的重视。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听到明确消息,有专门的工作会议,强调防范风险,而在对于全球发展大势,领导人提出了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方方面面还再继续讨论怎么认识这个变局。我想强调一个思维的框架:就是面对这种大家还在继续观察认识的百年大变局,我们从短期一直看到长期的话,要牢牢把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 我认为在基本的逻辑序列上,首先要说到一个宏大命题,从我们要探索客观规律、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来说,永恒的变化中间有不变。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宇宙,如果按最新的消息看来都是超出常识的—大家在谈论(对离我们有五千万光年光速传递距离的光年概念,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天文数据)遥远距离那边的黑洞,形成了所谓的照片,宇宙变化方面,人类只是现知道的100多亿年可观察推测的时间段里最后那一瞬,那一瞬里发现300多万年,有非洲的“露西”女士,被认为就是当下人类的祖先—有这样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后来的中华文明,是现在被人们所称道的有几千年文明历史中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 我们对这种变化过去有很多的认识,中外都有一系列的说法,而作为研究者所追求的,还是对于不变的共性,是不是可以总结出来。对于规律,我们应该有必要的敬畏和肯定。变化中间的不变,如果从几千年的坐标看到几百年的坐标,我愿意强调学者所提炼的文明进步主潮流,是有非常重要的认识意义的。 我基本认同周有光先生做出的简洁勾画—这种风云变化中的人类文明史看下几千年来,共性的方面主要就是三大规律:经济视角上从农业化和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视角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上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后的几百年间,中国开始感受到的是落伍,现在我们在追求迎头赶上,我们必须顺应的带有共性的六大潮流,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化)和民主与法治化。 中国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走向共和”,共和绝对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形式上的所谓民主,也绝对不是只说有白纸黑字的法律文本的所谓法治,它是在民主和法治结合之下,要以社会代价最少、最低的方式寻求社会成员凝聚“最大公约数”的可持续机制,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发展,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当年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里我们必须把握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已经有望大踏步跟上时代的进程中,未来几十年锁定的中国梦,就是要历史性地完成从工业革命以后明显落伍,积贫积弱,被动挨打,一直走到现在的现代化和平崛起,实现中国梦也是融合人类文明更好、更高境界的世界梦,是要实现领导人所说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方面的共赢的发展。 这也正是中国现在方方面面追求我们发展过程中哲理上应该把握好的主线。中美之间也是这样,我前面已强调大家在一个产业链里,跟当年冷战局面有巨大的差异。当年美苏各领一个产业链,滑向冷战有它的经济基础,现在共享经济在全球发展不可阻挡,二战以后的核威慑,又不断告诉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中美说到底,没有更好的选择,是要在和平情况下处理双方间的摩擦,哪怕摩擦一度表现为升级的状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之中,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我想非常简单勾画一下,两大维度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逆转式的变化,原来高举全球化旗帜的美欧,跟着他们的发达经济体,都有重要的变化,特别是从美欧开始有逆全球化的表现,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极端主义,还有与其之间形成综合效应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这些东西,给人的感受是后起的发展中经济体还在高举全球化旗帜,高调倡导消除贸易壁垒,而走在前面的发达经济体,调门却变成另一侧,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给人留下严重的不良印象。 另一个方面,国内矛盾的累积和外部冲击交织,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挑战和压力,而且还在强化,我们的发展阶段转变,和矛盾凸显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运行中一系列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中央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真正发掘出来,是带有严峻挑战性质的,我们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之间的博弈已经非常明确,这些年大家的感受是有这么多改革文件,甚至看都看不过来,实际推进过程中却步履维艰。 中央最新的一些文件,要求在在基层消除形式主义,而真正让基层的干部勇于担当,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近乎凝固态的基层状态。有这么多的改革文件,但是一线同志往往感觉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谈何大胆试大胆闯?创新没有了弹性空间。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它。 在国内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方面非常紧迫,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格局调整中,我们又感受到有压力,似乎处理不好的话,中国就要被边缘化,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双重挑战。 时间关系,这里不允许我展开说要讨论的很多重大问题,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在今天谈到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基础上,再往前展望,还是要在哲理层面上我愿特别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变化中没有变”的共性认识之下,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平崛起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主线。 对这个战略主线我们怎么牢牢把握好,这是中国人要深刻思考,在实际生活中寻求方方面面的基本共识、形成合力来推进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比如中美之间,要寻求在有理有利有节的一系列要领下“斗而不破”,在我们中国内部多元化的诉求、方方面面矛盾互撞的过程中,我们要“走向共和”式寻求最大公约数,一些改革的硬骨头,必须是按照走法治化的道路,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方式去推出解决方案。 就像这一轮大家又注意到热起来、但实际推行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的房地产税,有这么多的看法,在网上有这么多轮的热议,人们继续这样在网上宣泄情绪、表达观点,其价值已经非常有限。我们能不能走进一个真正“税收法定”的轨道,在这个税收法定的轨道上我们走程序,使各派观点的代表人物,在听证会上不光讲自己的思路和主张,而且要讲你的思路主张、设计方案,这些观点是有什么样的论据,这些论据你能不能充分理性地有说服力地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在我们国内和对外部世界都应该寻求这样一种尽可能把握理性要素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展,我们中国的促成和谐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争取共赢、共同发展,这个融合中间就是实质性的文明进步。这也正是中国和世界的希望之所在。 我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详情]

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将在北京举行
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将在北京举行

  4月13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迈向2049的甘肃》新书研讨会将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改革激发新活力、开放促进新发展”,将聚焦于2019年两会解读、金融供给侧改革、减税降费、扩大开放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 以下为活动信息: 主办单位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人民出版社 会议议程(上午) 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 【会议主持】 何  刚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媒体合作委员会主席 08:30-09:00  会议进场签到 09:00-09:30  致辞演讲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09:30-11:30  主旨演讲: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展望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潘向东 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伍  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冯俏彬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 李振华 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 11:30-12:30  圆桌讨论(供给侧改革升级版——聚焦财税与金融供给侧改革) 【主持人】 易欢欢 北互金协会国际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易股天下智能金融证券董事长 【讨论嘉宾】 张茉楠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研究员 戴  兵  海联金汇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王金晖 北京瑞晖丽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宇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林  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袁  渊  华福证券股权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行政负责人 董少鹏 证券日报社常务副总编辑 会议议程(下午) 《迈向2049的甘肃》新书研讨会 【会议主持】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13:30-14:00  会议进场签到 14:00-14:30  领导致辞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富康年 读者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14:30-14:40  新书发布揭幕仪式 14:40-16:00  主旨演讲 黄剑辉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金海年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 马蔡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陈杰 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 焦新望 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 会议时间及地点 2019年4月13日 09:00-16:00 北京唐拉雅秀酒店[详情]

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将举行
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将举行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活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主办。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崎将出席并致辞,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大成基金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等著名专家学者将出席并演讲。 13日下午,还将举行《迈向2049 的甘肃》新书发布研讨会,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 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蔡琛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将出席并发言。[详情]

微博推荐

更多

新浪意见反馈留言板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ag8平台网站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19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京媒:中超争冠又成沪粤二人转? 搅局者并不少 用光操纵性行为:研究证实简单动物射精也能获得快感 新浪彩票名家双色球第18056期推荐汇总 隔夜要闻:周一美股收高 美元走强油金承压收跌 学会用骑坐(seat)控制马! 欧银将删除“必要时增加购债”措辞 但警惕政治风险 2018年春季马术教练考级培训班报名正式启动! 当当启示录:中国式大公司的失败 恒大从严管理处罚互殴二将:每人罚款20万元+三停 美联储布拉德:警惕激进加息引发收益率曲线倒挂 佩雷拉:对阵苏宁将为三分而战 不考虑其他队表现 “米粉”踩雷P2P 小米回应全面清查并下线
无骑手马匹自由跳跃障碍,发现年轻马的天赋与潜力 通俄门调查:特朗普前“军师”班农同意同检方对话 美股能源板块盈利增长强劲 今年业绩依然乐观 山东省长:在山东经历3个冬天 去年冬天环境大改善 互金平台布局东南亚隐忧:抢赛道或遇强刹车 人民日报:干部不要只看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观点:广东迎换尤纳斯最佳良机?可重点考察2人 CIFI 重心小幅攀升 普京驾车开通克里米亚大桥 乌克兰:俄忽视国际法 北京交管局网站遭恶意假冒 发布不良信息 进球gif-又是这哥俩!帕托画弧线 杨旭点睛一笔 曝阿森纳今夏挖角尤文夺红星 pk那不勒斯抢人
耐克调查工作场所行为投诉,二把手已辞职 日本宫内厅上演激烈“人猪大战” 皇宫警察被咬伤 CCFI 板块间走势出现分化 统计-江川库比亚克合砍40分 上海四人上双仍落败 科普:NBA单场扣篮最多的是谁?火箭的皇历史第2 新浪彩票名家大乐透第18056期推荐汇总 姚明力推这事 CBA将迎来大变化 澳洲炒房客全面退却 住房投资贷款金融危机以来首降 莎娃期待与冠军级对手交锋 赞深圳办总决赛是好事 藏在农村的暴利小生意 笨蛋也能年赚100万txt 藏在农村的暴利小生意 女生最值得学的手艺 ag8平台网站